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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


  当时,中国同志在这里同意了苏联同志的观点,但是,他们回到中国后的行动则是另一回事。他们集中力量,组织了军队,而现在,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他们击败了蒋介石的军队。拿中国的例子来说,现在我们承认我们错了。事实证明,正确的是中国同志,而不是我们。你们在巴尔干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希腊游击战士的情况也不是这样,南斯拉夫同志应该停止支援他们。那里的斗争根本没有希望。”会谈于午夜结束。

  一反早先会议的惯例,斯大林这次既不邀请保加利亚人,也不邀请南斯拉夫人到他的别墅里去进餐。

  次日,季米特洛夫会见了卡德尔和吉拉斯。季米特洛夫说:“这一回不是批评我的声明,而是为了其他的事!”也许季米特洛夫是想暗示南斯拉夫人,斯大林正在酝酿更加严重的措施。

  斯大林在2月10日的会议上,再三强调,南斯拉夫在外交政策上还没有养成同苏联政府磋商的习惯。斯大林断然宣称,不容许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告诉南斯拉夫代表,他们应以政府的名义同苏联政府签订一项相互就外交政策问题进行磋商的协定。

  2月11日午夜,卡德尔匆匆忙忙地被召唤到莫洛托夫的办公室。卡德尔一跨进这位外长的房间就发现,签订协定的一切均已准备就绪。莫洛托夫递给卡德尔两页纸。苏南两国政府就外交政策问题进行磋商的协定书已经写好了。卡德尔对这个场面的回忆如下:

  “我目视着在蓝色夹于里的这两张纸,耳听着莫洛托夫命令‘签字’的粗暴声音,真使我怒不可遏。虽然南斯拉夫政府不反对在外交政策上进行磋商,但为什么一定要以这种方式进行呢?截至目前为止,我们的行动完全符合协定的规定,为什么还要签订这么一个协定呢?这种屈辱使我感到厌恶与困窘一一它只使我想起大国对弱小国家的专断。我思索怎么办,到底签不签字。最后我决定签字。我这样做,是想不使已经紧张了的形势更加复杂化。

  由于处于手足无措的状态,我竟把自己的名字签在莫洛托夫应签的地方。为此协定的原文必须重新再写,签订的整个程序推迟了一天。第二天晚上我签署了这个协定,马上便和我的同志们离开了莫斯科。”再说第九怨:关于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

  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战后发展顺利,双方有一些过密的接触。

  开始,苏联领导,包括斯大林在内,对阿尔巴尼亚情况知之甚少,另外,对那里的事也不大关心,偶有所需,往往通过南斯拉夫贯彻自己的意图。但随后,南斯拉夫人觉得苏联加强了自己在阿尔巴尼亚的存在影响,大有取代南斯拉夫人的势头。

  1947年12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斯彼鲁·纳库自杀身亡。死因是这样的:纳库生前主管经济工作,他提出阿尔巴尼亚应当获得独立发展的自由。他的这一观点是针对南斯拉夫的。他的立场立即受到了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批评,其中对他批评最严厉的,是党的实权人物科奇·佐治。

  党的主席和政府主席恩维尔·霍查也加入了批判的行列。纳库最后被开除出党。他孤立无援,在宣布被开除之前自杀。

  在此背景下,莫斯科来了通知,邀请密洛凡·吉拉斯或其他领导人去莫斯科就阿尔巴尼亚问题进行磋商。

  吉拉斯去了莫斯科,刚一到达,他就被告知,斯大林要见他。斯大林见到他之后,寒喧一完,就直截了当地进入了正题。

  斯大林说:

  “在你们的阿尔巴尼亚那里,中央委员在自杀!这太不好,”太不好了!”吉拉斯也直截了当。他说:

  “斯彼鲁·纳库反对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之间的联系,他在阿尔巴尼亚的中央内部自己孤立了自己。”这时,斯大林打断了吉拉斯的话,说:

  “我们在阿尔巴尼亚没有特殊利益可言。我们同意南斯拉夫吞并阿尔巴尼亚。”这话使吉拉斯大吃一惊。他说:

  “我们不是要吞并阿尔巴尼亚,我们是要进行联合。”这时,在场的莫洛托夫马上说:

  “这就是吞并的意思!”斯大林说:“是的,是的,就是吞并,但是,我们同意这样做。你们要去吞并阿尔巴尼亚,而且越快越好!”随后,斯大林问吉拉斯:

  “在你看来,霍查这个人怎么样?”吉拉斯避免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斯大林又说:

  “他是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庸人,对吗?对,我们也是这样考虑的。在他们之中,大概最坚定的人是佐治吧?”吉拉斯对此做了肯定的回答。

  随后,斯大林对吉拉斯说:

  “我们之间没有分歧,你亲自替苏联政府起草一份给铁托的电报,明天交到我这里来。”吉拉斯再一次感到吃惊。他请斯大林重复一遍,才证明自己并没有听错。

  吉拉斯回忆说:“起初,我把这看成是对我的特别信任,是对南斯拉夫关于阿尔巴尼亚政策的赞许的最高表示。但第二天,在我起草这份电报时,我又想到:将来他们会不会利用这汾电报反对我国政府?所以,我谨慎和简短地写了几句:吉拉斯昨天抵莫斯科,在当晚会见中,双方认为,苏联政府和南斯拉夫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这份电报并没有拍到南斯拉夫。

  过了一个月,当卡德尔率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斯大林会见他们时,阿尔巴尼亚问题又被提了出来。

  斯大林对卡德尔和吉拉斯说:

  “你们派遣两师人去阿尔巴尼亚,没有同我们商量。”卡德尔解释说:诚然,关于派遣两师人去阿尔巴尼亚一事,南苏两国政府没有进行磋商。但是,这件事的具体协定还没有签订。虽然南斯拉夫政府在原则上愿意接受阿尔巴尼亚的请求,然而它还没有明确决定是否要派军队去帮助阿尔巴尼亚人。南斯拉夫政府的这一措施决没有形成对和平的威胁,因为它唯一目的是保卫阿尔巴尼亚的独立,消除外来的危险。早先,阿尔巴尼亚政府曾要求南斯拉夫派遣一个空军联队赴阿尔巴尼亚,这样做了也没有引起任何国际争端。

  这之后,整个巴尔干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阿尔巴尼亚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积极主张加强南阿联系的科奇·佐治作为“铁托分子”而被枪决,阿尔巴尼亚也成了反对铁托的急先锋。

  最后说第十怨:关于苏联干预南斯拉夫党政人员安排。

  安排外国党的领导,是莫斯科的一个传统做法,尽管有的是通过共产国际这样的组织进行的。铁托本人就是由共产国际安排为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的。铁托任总书记后,尤其抗德战争爆发后,给南斯拉夫的党独立发展创造了机会,苏联也好,共产国际也好,已不大可能具体干预南斯拉夫党的干部工作。但这并不是莫斯科作风的改变。抗战胜利后,两党两国接触增多,苏联向南斯拉夫派了各方面的专家。在此情况下,莫斯科对南斯拉夫党政干部的安排的干预事件就越来越多。有时,这种干预是暗示式的,有时则以“建议”的形式公开进行。最使南斯拉夫当局感到为难的是,苏联告诉南斯拉夫,苏联方面掌握了某某这样那样的“历史问题”,而他又不把材料拿出来,弄得南斯拉夫非常作难。

  有关韦莱比特事件就带有典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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