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钢似铁-铁托(34)

三四

　　当然，铁托清醒地认识到，反对民族主义的斗争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它是党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斗争任务。这一斗争将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变革，时而缓和，时而激烈。

　　第四，党必须不依赖外援而在经济上保持独立。以往，党总是从莫斯科得到资助。每年，党本身接受大约400金卢布的补贴，而共青团还另外得到200金卢布。一旦有特殊任务，还会得到额外津贴。

　　事实证明，这些津贴成为滋长党内宗派斗争和腐败的温床。因为此款来得不难，党的领导者们一方面不加爱惜，在国外过着腐化的生活，另一方面又为了占有更多的份额而相互争斗。铁托决心改变这一状况，明确向共产国际申明，不再接受津贴，而改由党自身在国内筹集所需经费。这样，铁托成为不再依赖外国津贴的第一任党的总书记。

　　第五，要对党员进行教育。一方面，铁托恢复了停刊多年的《无产者报》的出版，他亲自撰写文章，结合时局特点，有针对性地向党员及党外积极分子进行形势教育。另一方面下大力气组织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秘密地发送各地供党员阅读，提高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

　　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卓有成效的。首先，铁托所要求的党的领导核心已经建立起来。这些人大都比铁托年轻10岁到20岁。他们中的大多数与铁托的关系与其说是上下级领导被领导的关系，倒不如说是朋友之间的私人关系。

　　他们对铁托都有一种神秘的依恋之情。这种感情是在非法斗争的环境中逐步培育起来的。英雄崇拜的概念在南斯拉夫人中流传已久。铁托富于魅力，有组织才能，在斗争中赢得了胜利，领导着一个坚强的、其成败将对南斯拉夫的未来具有决定意义的党。而他们自己对党、对党的事业也同样负有一份责任。这一切，使铁托成为那伙年轻人心目中的英雄。他理所当然地受到他们的爱戴，他们发自内心地要对铁托表现出忠诚。这种强烈的友情，也只有在同患难共生死之中才能激发出来。另外，南斯拉夫民族传统决定，朋友之间的感情，尤其是不同年龄层次的友人之情，往往会转化为家族概念中的父权主义。铁托的拥护者中的年轻人，不时地把铁托视为父亲般的人物，也就不足为奇了。总而言之，当时铁托所建立起的领导核心，已经成为与以往党的领导机关截然不同的战斗集体，已经成为极易集中、迅速形成统一意志，而这种意志一旦形成便立即变为现实行动的指挥中枢。也只有这时，人们才可以说，铁托把党的指挥机关迁入国内的宿愿最终实现了。

　　这些人当中的爱德华·卡德尔、密洛凡·吉拉斯、亚历山大·兰科维奇等，在前面我们曾经提到过了。现在，我们来看看洛拉·里巴尔的情况。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铁托所挑选的南共新一代领导人的思想状况和工作作风。

　　洛拉·里巴尔是应铁托的要求，由密洛凡·吉拉斯和亚历山大·兰科维奇推荐给铁托的。

　　洛拉·里巴尔身材矮小，皮肤黝黑。他的父亲是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伊凡·里巴尔。1921年维多夫节宪法通过时，他是国民议会议长。在1921年共产党人巴乔·斯特伊奇从一个建筑物上向下扔炸弹、要炸死坐在车子里的亚历山大国王时，里巴尔正与国王坐在同一个车子里。当时，由于炸弹下落时碰上了电话线，炸弹落地时在国王车子后面爆炸，车子里的人个个安然无恙。

　　伊凡·里巴尔的两个儿子都参加了共产党。他疼爱自己的儿子，政治观点也逐渐左倾，后来多方面给共产党的活动提供了方便。

　　洛拉·里巴尔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学习，学生时代他就参加了党的组织并且立志干番事业。他很好地利用了自己出身带来的便利条件。他可以坐上高级轿车，让穿着制服的司机拉他到学生游行示威的地段去。有一次他被捕了，他的父亲只是在首相茨维特科维奇面前发了几句牢骚，小里巴尔就被释放了。

　　洛拉·里巴尔被介绍给铁托之后，劲头儿就更足了。他把自己的全部财产，包括自己的单身公寓在内，统统交给了铁托，由铁托支配，用于化装、躲藏、旅行和一个非法分子生活所需的其他各项安排。他的房子是不容易引起警察怀疑的，因此，它成了党开展活动的最可靠的地点。

　　里巴尔掌管着党最活跃的部分——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工作。共青团不但是党的先锋，在各项活动中冲锋陷阵，而且是贯彻共产国际关于建立人民阵线方针的最合适的组织形式。因为在南斯拉夫，资产阶级政党普遍右倾，连农民党这样的政党，也不想与共产党进行合作，因此，在成熟的政治势力中进行建立人民阵线的工作，是十分困难的。但共青团就不同了。它可以团结一大批青年，尽管有的并不信仰共产主义，但他们对政府不满，他们渴望南斯拉夫获得新生。在国际形势严峻、南斯拉夫面前出现被侵占危险的时候，他们都盼望南斯拉夫人团结起来，抵御外族的侵略。

　　按照铁托的指示，共青团提出的口号是“为面包、和平和自由及较为安全与快乐的生活丽战”、“为反对法西斯而战”。这非常适合广大青年的胃口。里巴尔为完成党的任务而开展活动，其活动量是惊人的。共青团所收到的成效也十分显著。如果有人对于党在贯彻共产国际的人民阵线方针方面的工作向共产国际告铁托的状，说他工作不力的话，那么，铁托就可以举出党的助手在这方面的工作成就来对付他们。共青团的30000余名活跃的成员周围更有成千上万的拥护者！

　　党已经发展，已经巩固。党还要发展，还要巩固。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来总结经验、检阅队伍、巩固组织、明确任务，使党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已成必要。

　　铁托决定召开南斯拉夫第五次党代会。

　　不用说，他的这一决策不但成为党的领导班子的意志，而且成为大家的一致行动。

　　不过，在开会之前，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

　　1939年的夏季某一天，铁托收到了负责安排旅苏的共产国际巴黎办事处的一封信。信中说季米特洛夫有令，要铁托在7月底之前去苏一趟。信中说，季米特洛夫本人的指示写在一张纸片上。小纸片藏在一本书里，将由交通员把书带给在贝尔格莱德的洛拉·里巴尔，然后再由洛拉·里巴尔交给德迪耶尔，后者再交给铁托本人。铁托按事先约定，要到德迪耶尔家去取那本书。

　　铁托赶到时，德迪那尔的妻子正在书房里会客。铁托乔装成工程师巴比奇。

　　他只好陪着德迪耶尔的妻子及她的朋友聊天。从文学到音乐，足足聊了一个小时，德迪耶尔妻子的客人才离开。客人一走，铁托便与德迪耶尔打开那本书，取出季米特洛夫的便条。

　　6月底，铁托乘船离开南斯拉夫，8月才到达苏联。

　　铁托到达时，正值宣布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原来，铁托被召到莫斯科，主要是来接受苏方的宣传口径，正确对待苏德条约的签订。

　　苏方的做法非常巧妙。苏共联络部的高级干部、驻共产国际代表马努伊尔斯基把包括铁托在内的各国党的代表召集在一起，给大家布置了一份“作业”：根据当前形势，各人为本党写一份宣言，规定党的活动方针。

　　铁托认为问题是十分明确的：希特勒想通过条约使苏联保持中立，以利于德国在欧洲的征战；而苏联则希望通过条约的签订保持较长时期的和平，这并不改变法西斯是主要危险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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