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钢似铁-铁托(32)

三二

　　总书记的空缺，使南共的派别活动又变得猖獗起来。

　　本来，铁托作为组织书记、党的第二把手，衣总书记的职位出现空缺时，依次填补上这个空位是自然而然的事。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铁托还必须经过艰苦的争斗。对于党内的这种形势，铁托心里明明白白。

　　到达巴黎之后，铁托立即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会议。

　　在中央委员中，以及在中央委员会周围，都有铁托的反对派。

　　这时，弗拉吉米尔·乔皮奇已在巴黎。他曾因反对高尔基奇而被撤销了中央委员的职务。现在高尔基奇下了台，是不是总书记的交椅该轮到他乔皮奇坐一坐了？他的支持者中，有扬科·约瓦诺维奇。他们在共产国际中都是有后台的。

　　在中央委员会中，反对铁托的，有拉布德·库索瓦茨和伊沃·马里奇二人。铁托发现，这两个人是采取两面派手段的。他们表面上工作均听从铁托的安排，但在背地里却干着反对铁托的勾当。一方面，他们在从西班牙归来的志愿人员中寻求支持，另外则与狱中的彼得科·米莱蒂奇暗中联系，在党内监狱系统中拉拢井寻求支持者。彼得科·米莱蒂奇很年轻，但在南斯拉夫不乏追随者，而且共产国际里支持他们的也大有人在，铁托早就听说他是一个危险的人物。

　　为了对付这些人，铁托也在寻找支持。而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起作用最大的一个是博里斯·基德里奇，一个是马斯拉里奇。马斯拉里奇曾作为志愿人员去过西班牙。他十分了解马里奇等在西班牙志愿人员中的活动情况。基德里奇当时是驻巴黎的新闻记者。他不但消息灵通，而且斗争水平高。若干年后，他成为南共领导核心成员之一，主持经济工作，是铁托的得力助手。

　　铁托在掌握了马里奇和库索瓦茨的活动证据之后，毫不犹豫地将他们清除出了中央委员会。

　　铁托了解到，米莱蒂奇在狱中对他的老友莫萨·皮雅杰发起了进攻。米莱蒂奇捡起了惯用的武器：指控皮雅杰是托洛茨基分子，并要将皮雅杰开除出党。

　　铁托立即做出了反应：他取得中央委员会的同意，委任皮雅杰为中央委员，要他负责狱中党的工作。这一招儿对米莱蒂奇打击非轻。不久，铁托接到了狱中党组织的报告：

　　这场斗争接连不断地进行了两个半月。只是在莫萨同志得到中委的委任之后，才得以将米莱蒂奇和他的那一小撮拥护者在党组织里孤立起来……莫萨肩负起了主要担子。他好几个月没有脱衣服。白天要进行讨论和辩论，晚上他又要用暗语给中委写报告。

　　接到这个报告后，铁托对狱中党组织的形势便稍放宽心了。

　　铁托明白，南斯拉夫革命的前途不在巴黎，而在国内。但当时他还不可能把中央委员会迁人国内。在此情况下，等中央委员会这边的情况稍一平稳，他便离开巴黎，回到了南斯拉夫。

　　他必须建立自己的牢固的根基，要回来整顿党的组织，开展工作，树立自己的权威。

　　他感到庆幸的是，在国内开展工作，他已经物色到了一批人，他可以较从容地建立以自己为首的领导核心了。

　　1938年3月12日，萨格勒布警察当局收到一份密报，说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约瑟夫·布罗兹·铁托将回到萨格勒布。警方得到的报告说，铁托用的是一份假护照，护照上的名字是工程师约瑟夫·托马尼克。警方得到这一情报之后欣喜若狂。他们说这一次可要网一个大鱼了。

　　在克罗地亚与意大利交界的边境上，在斯普利特港和杜布罗夫尼克港，在认为一切铁托可能出现的地段，南斯拉夫警方都加强了警戒。

　　可是，铁托早于3月底以前抵达贝尔格莱德。

　　他用的并不是工程师约瑟夫·托马尼克的护照。他是以一名富有的旅游者的身分入境的。警察没有对他产生任何怀疑。不过，他到达贝尔格莱德住进一家旅馆后，曾受到一名便衣警察的盯梢。原因可能是那个警察认为铁托那头红色的头发不太地道。

　　铁托发觉自己被盯梢后，比较轻易地甩掉了那个蠢货。

　　铁托决定改变住处。

　　他找到了吉拉斯和里巴尔。他们劝说铁托住到弗拉吉米尔·德迪那尔家去。当时，德迪那尔还不是党员。

　　铁托同意，便在德迪那尔的阁楼上住了两夜。

　　这是德迪耶尔第一次与铁托见面。

　　德迪耶尔的家处在市中心。但铁托认为这里十分安全。

　　倒是德迪那尔的母亲对这位客人的身分提出了疑问。她对儿子说，这位客人的牙膏是法国货，而肥皂是捷克厂的产品，她断定，这是一位危险的客人。

　　听了母亲的话，德迪耶尔裂开大嘴笑了起来。两天后，铁托乘飞机离开贝尔格莱德，去了萨格勒布。而这时，警方为了抓住铁托，还在与意大利和奥地利交界的边境线上严阵以待。

　　机票是里巴尔从一个在航空公司工作的亲戚那里弄到的。

　　上飞机时，铁托“穿着一套雅致的服装，看上去像个商人，而不像个‘非法分子’”。

　　铁托心里还明白：虽然南斯拉夫革命的前途不在巴黎，也不在莫斯科，而在南斯拉夫国内，但是，这个革命无论如何也不能绕过莫斯科。在党处于关键时期，必须处理好与莫斯科的关系。他所设想的一切，必须得到莫斯科那边的首肯。

　　他必须把这边的情况原原本本向共产国际报告，同时，他必须取得共产国际的信任。正因为如此，他接连不断地向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写了多次情况报告。另外，他认为有必要亲自到莫斯科走一趟，去当面向共产国际的领导陈述缘由，争取支持。

　　6月，他果然收到了季米特洛夫要他去莫斯科的命令。接到去莫斯科的命令后，铁托即刻动身赴巴黎，在那里等待去莫斯科的入境签证。

　　7月，他从巴黎给季米特洛夫发了一封信。信中说：

　　我现在已在巴黎住了一个多月。我来到这里，是因为你叫我来见你。虽然我来这里之后已经立即报上一切必要的情况，以便能得到我这次旅行所需要的一切，但我仍然在等待入境签证。我们家中的情况迫切要求尽快使我的入境签证能够发出。

　　为了我们家庭，目前我有必要留在这边斗争现场，因为有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措施亟待落实，这些措施不仅与国内的一般政治局势有关，也与我们家庭目前的局势有关。两个半月来，我一直在斗争现场工作，工作范围涉及一切较为重要的活动领域。但我不得不按你的要求突然离开，因而不能完全实现最重要的目标。

　　铁托在信中报告了他所做的一系列重要工作，其中包括建立一个“临时领导班子”。他接着写道：

　　到目前为止，我们不仅在严重的动荡中成功地保护了党，而且还获得了良好的成果。

　　我们取得成功……是因为我们在斗争现场有忠于党和共产国际的健康成分。但让目前局势继续下去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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