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钢似铁-铁托(8)

八

　　只可惜的是，青年们还没有把握正确的指导思想。在当时的条件下，这自然也不足为怪。

　　当时主张实行易卜生的不断反叛观念，认为这种观念是生活的主要规律的思想家迪米特里那·米特里诺维奇和弗拉迪米尔·切里纳，成为青年们的精神领袖。而俄国民粹派的思潮、蒲鲁东主义，在他们当中也颇时兴。

　　他们崇尚不妥协的精神，同时崇尚暴力，而他们认为暴力之中，暗杀手段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

　　这些青年人很是勇敢，有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只可惜，他们的劲儿用得不是地方。

　　对于他们进行的暗杀行为，我们可以列一个长长的单子：

　　1910年5月，奥皇弗朗西斯访问波斯尼亚时，人们组织并实施了对奥皇的行刺活动；1910年6月15日，黑塞哥维那的大学生博格丹·热拉伊奇，对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总督马里扬·瓦雷沙宁将军开了5枪，然后把枪口朝向自己，自尽身亡；1912年6月8日，波斯尼亚大学生卢卡·万基奇行刺克罗地亚巴昂斯拜夫科·楚瓦伊，当场巴昂逃脱，另一名高级官员被击毙，一名警察被打死，一名警察受伤；1912年10月31日，萨格勒布大学生伊万·普拉宁什查克行刺克罗地亚巴昂，终于把那位在1912年6月被刺时捡了一条性令的楚瓦伊击毙；1913年5月15日，萨格勒布的大学生亚科夫·舍费尔在萨尔瓦多大公和什凯尔莱茨已昂看戏离开萨格勒布人民剧院时，掏出手枪，对准目标。但是，他还未来得及扳动枪机时被警察发现、擒服；1913年8月18日，斯捷潘·多伊契奇行刺克罗地亚新巴昂伊沃·什凯尔莱茨。当场，伊沃未被击中要害部位，而只被子弹伤了手部。斯捷潘·多伊契奇曾移居美国。原巴昂楚瓦伊曾是他刺杀的对象，而等他有机会回国时，楚瓦伊已被刺杀，于是，他改变了行刺的目标。

　　青年们在不同的场合行刺王朝一般达官贵人的事，更是不可胜记了。

　　如果说上述暗杀活动并没有酿成严重政治社会后果的话，那么，1914年6月28日，青年加夫里洛·普林齐普打死弗朗西斯·斐迪甫大公的事件就大不一样了。

　　这倒不仅是由于被刺者本人的分量过重。不错，弗朗西斯·斐迪南大公在臭匈一方是位重要人物，他甚至被公认为哈布斯堡帝国王位的继承人。

　　但问题的实质不在这里。问题的实质在于奥匈帝国的决策者们要利用这一事件，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在此之前，奥军一直在摩拳擦掌。它早已无法再按捺下去。它在寻找机会，挑起战争。对塞尔维亚，它甚至考虑不作任何警告，或说不必寻找任何借口就要实施入侵。但有个借口就更好。

　　不用说，刺杀事件再好不过地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借口。

　　初起，维也纳为了“寻找充分的证据”曾派了特使到萨拉热窝去进行“调查”。谁知派出的特使并没有照政府的意图行事。这位特使名叫弗里得里希·冯·维兹内。他所尊重的只是事实。他了解到，刺客加夫里洛·普林齐普在行事前确是由贝尔格莱德进入波斯尼亚的，但这不能说明实质问题。特使没有发现刺杀事件得到了塞尔维亚当局的支持的任何证据。7月13日，他起草电报给维也纳。电报说：“不存在任何证据表明塞尔维亚政府对于组织谋杀或者谋杀的准备，或者提供武器等方面负有责任。也没有任何证据使人对这样的事情产生怀疑。”不用说，电报使维也纳大为恼火，他们干脆不再理睬调查的事，而是直接下结论说：“行刺的想法产生于贝尔格莱德。”还说塞尔维亚的文武官员、“国防”组织的成员“向刺客提供了武器”，而塞尔维亚边界部门负责人则“把刺客们送进了波斯尼亚”。

　　事实上，当时塞尔维亚当局是竭力想避免与任何外国进行一场新的战争的，更何况是强大的臭匈帝国？两次巴尔干战争塞尔维亚已经杀得精疲力穷。它的兵员已深感不足，武器也已耗尽。即使装备不足额的军队，武器也极为不足。当时枪就少10多万枝。由于大家忙于战争，经济也比邻国显得落后了。

　　还有一个原因，说明塞尔维亚政府不会与行刺事件有关：国内正准备大选。各政党都在忙于竟选活动。没有任何政党想借助于对外扩张来拉选票。

　　如果事件果真是塞尔维亚方面组织策划的，它也不会选择这样的时机。

　　事情正好相反，塞尔维亚政府由于害怕出事，曾进行了若干防范措施，就在弗朗西斯·斐迪南大公访问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时，当地的一批学生逃到塞尔维亚。这些学生说，哈布斯堡帝国内部将爆发广泛的恐怖主义浪潮，弗朗西斯·斐迪南将被打死。听到这些传言之后，塞尔维亚当局十分警觉，想方设法避免斐迪甫在波黑出现意外事件。首相尼古拉·帕希奇责令内务大臣密切注意塞尔维亚一波斯尼亚边界动向。

　　内务大臣获悉有若干人携带炸弹和手枪从塞尔维亚进入了波斯尼亚的情报后，立即报告了首相。帕希奇专门召开会议对此进行了研究，并要内务大臣责令民政当局到边界调查此事。内务大臣还下达了类似封锁边界的命令，禁止人员和武器越境。

　　塞尔维亚当局采取这些措施为时已晚，或者说他们根本缺乏有效手段阻止恐怖事件的发生。帕希奇首相曾责令国防部采取行动，使那些已经越境的青年不要生事，但国防部哪有这样大的神通？

　　话说“青年波斯尼亚”的加夫里洛·普林齐普与特里夫科·格拉贝日及查布里诺维奇曾接受组织的任务，到贝尔格莱德购买武器，为实施行刺作准备，他们接受了这项任务，但却没有完成任务的基本手段——钱。三个人想了许多办法，终于通过熟人从波斯尼亚反政府游击队驻贝尔格莱德的人员手中搞到了武器，并携带这些武器越过了塞波边境。

　　加夫里洛·普林齐普还承担了现场谋杀的重任。

　　普林齐普绝没有想到干这件事会捅出偌大的娄子，但他自己曾预感到事不寻常。他对自己的性命自然已经置之度外了。行事前，普林齐普与战友们做了周密的准备，个个都发誓一定要万无一失，事情办得非常精心。

　　普林齐普没有忘记先驱们为开创波斯尼亚及整个南斯拉夫自由、解放事业所做的贡献，遂于行事的前一天，在被称为民族代言人的约万·斯凯尔利奇的墓前安放了一个花圈。

　　第二天，即1914年6月28日，普林齐普在战友的支持和掩护下，成功地完成了任务。

　　事后普林齐普宣布，对弗朗西斯·斐迪南，“是当作暴君”而打死的，他和战友们的这一行动，是为了南斯拉夫人的共同利益，为了抗议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所处的殖民地地位。他不承认自己的行动与塞尔维亚当局有关。

　　奥匈及德国方面却不按事实说话，事发后，奥匈帝国军队总参谋长康德拉宣称：“这不只是一个狂热之徒犯下的罪行，这次行刺是塞尔维亚向奥匈宣战……如果我们放过这个机会，帝国将面临南斯拉夫的、捷克的、俄国的、罗马尼亚的和意大利的野心的大爆发……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奥匈必须打这一仗。”这是天赐良机，差不多整个奥匈帝国的统治阶级都认识到了这一点。

　　帝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吉兹尔在给维也纳的报告中也说：“行刺事件使我们在道义上处于有利地位。”良机不可失，帝国加紧进攻塞尔维亚的准备。但做法上“内紧外松”。

　　一向持“主战”观点的总参谋长康德拉离开维也纳，宣布去凉快的地方“避暑”。

　　7月23日，维也纳向贝尔格莱德发出了照会。

　　照会是维也纳驻贝尔格莱德公使吉兹尔交给塞尔维亚一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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