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78)_虚阁网

七八

　　接到史迪威的回电，马歇尔立即按照他的想法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并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于7月4日呈交罗斯福总统。备忘录建议总统把史迪威晋升为上将，并致电蒋介石，要求他授予史迪威指挥所有中国军队的权力。备忘录还坦率地指出：自1943年5月“三叉戟”会议以来，由于忽视提高中国陆军的战斗力；把主要的租借物资都交给陈纳德，导致了“指挥上的严重失误”。尽管这一批评明显地包含了罗斯福，但罗斯福还是马上同意了这些建议，因为在当时的紧急情况下，他没有别的选择余地。

　　7月6日，罗斯福给蒋介石发出了一份态度十分强硬的电报：

　　我认为，目前的危急形势要求我们授权于一个人，来协
　　调同盟国在华的所有军事力量，包括共产党的军队。
　　我想我完全了解你对史迪威将军的心情，不过我认为，他
　　现在已经清楚地显示了富有远见的判断力和在组织、训练，特
　　别是指挥你的中国军队作战方面的才能。我不知道还有谁有
　　能力、有力量、有决心来消除目前的灾难，这一灾难威胁着
　　中国，也威胁着我们战胜日本的整个计划。我准备晋升史迪
　　威为四星上将，并建议你立即考虑把他从缅甸召回中国，置
　　于你的直接领导之下，让他指挥所有的中国和美国军队。你
　　应授予他协调和指挥作战的全部责任与权力，以阻止敌人的
　　进攻势头。我觉得，中国的局势是如此的危急，以至如果不
　　采取大胆而适当的实际措施，我们的共同事业就会遭受严重
　　挫折。

　　……我向你保证，就我来说，丝毫没有在有关中国的问
　　题上向你发号施令的意思；不过，整个亚洲的未来，以及美
　　国在那个地区已投入的巨大努力，都处在危险之中。因此，我
　　有理由对这个问题表示严重关注。请记住，意大利、法国和
　　太平洋地区的事实都已清楚地表明，单凭空中力量是无法阻
　　止顽强的敌人的。

　　蒋介石拿着罗斯福的来电，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电报中不仅要求他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一个自己屡次要求撤换的美国人，而且还完全否定了他极力推崇的“空中战略”，特别是还要求史迪威来指挥共产党的军队。这几项要求，像一根根钢针扎在他的心窝上。他曾设想了“拒绝”、“接受”和“缓和”三种应付办法，并权衡了三者的利弊。罗斯福的强硬态度恐怕容不得他“拒绝”，从切身利益来说又万不能“接受”，最后他决心以“缓和”处之。

　　7月8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表示“在原则上完全同意你的建议”，但接着又提出，为了便于史迪威行使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需要有一个“准备阶段”；并要求罗斯福派遣一名“全权代表”，以调解他和史迪威的关系。

　　罗斯福没有看透蒋介石的“缓和”企图，而对他的答复感到非常满意。在7月9日的回电中，尽管他也催促蒋介石“为史迪威承担指挥权铺平道路”，但这实际上等于承认蒋介石关于需要一个“准备阶段”的托词，同时，他同意向重庆派遣一名美国政治代表。罗斯福的答复虽然仍保持着强硬态度，但已给蒋介石留下了可乘之机。

　　7月23日，蒋介石再次致电罗斯福，提出了赋予史迪威指挥权的三项先决条件：第一、共产党的军队在未接受中央政府领导之前不能交给史迪威指挥；第二、必须首先议定史迪威的职权范围及其和蒋介石的关系；第三、租借物资“必须全归中国政府或其最高统帅接受”。显然，在美国方面派出全权代表，并就三项条件达成协议之前，蒋介石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继续“准备””下去。

　　8月10日，美国方面通知蒋介石，将由赫尔利将军担任总统的全权代表，并将在近期内赴华。8月23日，罗斯福对蒋介石的三项要求作出了回复。关于共产党军队问题，罗斯福认为：“让史迪威将军指挥的部队应该不受任何限制。大敌当前，灾难随时可能降临，在这种情况下，拒绝那些愿意打日本的人援助显然是没道理的。”关于史迪威的权限，罗斯福表示，他应在蒋介石的直接领导下指挥中国军队，两者应该是“国家元首和他的前线指挥官之间的关系”。关于租借物资，罗斯福指出，准备作出一项新的安排，“让史迪威卸掉这个负担”。他知道，蒋介石一直想掌握租借物资的控制权，这是引发他和史迪威之间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美方当时的设想是成立一个中美双方的联合委员会，来负责租借物资的分配。

　　两天以后，赫尔利从华盛顿起程，经苏联和印度飞往重庆。

　　在美国政府和蒋介石频繁交涉的过程中，史迪威正在锡兰康提的东南亚战区司令部。当时蒙巴顿去英国开会，他临时来这里主持工作。马歇尔把罗斯福与蒋介石交涉的情况都电告给了他，并告诫他要尽力避免触怒蒋介石，还要他以更多的精力发展与罗斯福总统的个人关系。史迪威很乐意听从马歇尔的劝告，但在这方面他却一直难以做好。

　　8月2日，美国正式公布了晋升史迪威为四星上将的任命。当时美国陆军中享有这一军衔的口右马歇尔、阿诺德、麦克阿瑟和艾森豪威尔，史迪威能进入这一行列，自然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陆军部长史汀生给他发来电报，把对他的任命称作是“我所签署的命令中，最令我满意的一个”。

　　8月30日，史迪威离开康提飞往印度新德里，准备在那里迎接总统特使赫尔利，而后与他一同飞往重庆。

　　史迪威非常清楚此次重庆之行的艰巨性，但他仍抱有强烈的使命感，抱有坚定的信心和希望。他觉得，只要能说服蒋介石授予他指挥权，他就有信心重整中国军队的防线，打退日军的进攻，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他完全相信4．5亿中国人民和400多万中国军队的力量，只要给他们提供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实施正确的组织和指挥，就一定能战胜日本人。正是：“一号作战”攻势凶，为挽危局再衔命；重任在肩升上将，壮怀激烈赴山城。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二十二章　壮志难酬

　　踌躇满志驭三军，热血豪情赤诚心；
　　祸起萧墙临大辱，含悲离别中缅印。

　　话说1944年9月4日，史迪威在印度新德里见到了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帕特里克·赫尔利少将。虽然史迪威已身为上将，但仍然十分尊重赫尔利，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位很有实力和影响的人物。

　　赫尔利生于1883年，与史迪威同岁，早年从事律师职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作为军事使节在欧洲服役，显示了巧言善辩、纵横捭阖的政治和外交才能。在1929年至1933年的胡佛总统任期内，他作为共和党的活跃分子担任了陆军部长职务。反法西斯同盟建立以后，他再次担任协调同盟国关系的军事使节，被授予少将军衔。

　　史迪威与赫尔利有过一些愉快的交往。1943年11月，赫尔利为安排开罗会议事宜曾到过重庆，并在史迪威的陪同下会见了蒋介石。赫尔利当时告诉史迪威，在美国人们把他称作“中国的救星”。赫尔利还对别人说：“我和史迪威的立场完全一致。”史迪威也对赫尔利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称他是“真正的美国人”，并把他的重庆之行喻为“吹来一阵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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