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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


  陈纳德在信中声称,只要能给他105架新式战斗机,30架中型轰炸机,在最后阶段再给他12架重型轰炸机,并一直保持这个水平,他就能在“半年或者至多一年的时间内,有把握地摧毁日本空军并打败日本”。我们用不着过细地去追究这一计划的事实根据,只要看看战争的实际进程,就可以了解陈纳德的极度荒唐。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在对日作战方面仅空中力量就投入了9个陆军航空队和90艘航空母舰上的作战飞机,共计14847架;战争持续了3年零8个月,而且最后还在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而陈纳德却大言不惭地要用147架飞机在一年之内就打败日本,牛皮实在吹得太大了。正如马歇尔后来所说的那样,陈纳德的空战计划“只不过是一派胡言;战略倒不错,就是毫无意义”。

  其实,陈纳德的主要目标也并不在这个空战计划上,他的真实企图在于信中的几个附加条件。首先,他提出要赋予他指挥中国战区美国空军的全部权力;接着,他就向史迪威的地位提出挑战,要求“拥有作为美国驻华军事指挥官的全部权力”;同时,他还要求取得“直接与蒋委员长和中国军队打交道”的自由,并认为“我得到了蒋委员长和中国高层领导人的信任”,“蒋委员长也希望我这样做”。他许诺,只要能取得这些权力,“我不仅能打垮日本,而且能使中国人成为美国持久的朋友。我深信,我能培植这种友谊,使中国世世代代成为美国巨大的,友好的贸易市场”。

  罗斯福对陈纳德的来信很感兴趣,信中的高度浪漫主义非常适合他的胃口。他从报纸上看到了不少关于“飞虎队”辉煌战绩的报道,因此,很愿意采纳陈纳德要求并不太高的建议,或许这小小的代价真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况且他本来就已抱有撤换史迪威的念头。罗斯福把陈纳德的来信转给了陆军部。

  同时,陆军部还收到了海军部长诺克斯转来的驻华海军武官杰姆斯·麦克休的一份报告。麦克休是蒋介石和陈纳德的密友,他在重庆期间,几乎每个星期都三四次出席蒋介石的家宴。他在报告中认为,史迪威坚持夺回缅甸,完全是在遭受耻辱性失败之后个人复仇野心的表现。收复缅甸的计划,妨碍了陈纳德的空军力量充分发挥作用。他提出:“只要撤换史迪威和比斯尔(美国驻华空军司令、第10航空队司令),解散他们庞大的参谋机构,特别是把权力移交给陈纳德,就能鼓舞蒋委员长,使这个战区的局势得到根本的改变。”

  史汀生和马歇尔对陈纳德、麦克休的来信火冒三丈,他们要求海军部不准正在回国途中的麦克休再去中国任职,并由陆军部写报告给罗斯福,批驳了单一空中作战的荒谬性,强调了夺回缅甸的重要意义,同时再次表示了对史迪威的坚决支持。尽管罗斯福对陈纳德仍有所偏爱,但他不能不考虑两位陆军首脑一致的坚定态度。柯里又去见了马歇尔,表示他要收回关于撤换史迪威的建议。

  经过一段波谲云诡的纷扰,史迪威的处境开始出现一些积极的变化。

  10月12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有保留地答复了他在6月29日提出的三项要求。罗斯福同意向中国战区提供265架作战飞机’,并答应派出100架运输机,以保证从1943年1月起每月经驼峰航线向中国运送5000吨物资,但拒绝了为反攻缅甸派遣美国陆军部队。他告诉蒋介石,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正在研究史迪威反攻缅甸的计划,由于驼峰空运十分有限,只有重新打通滇缅路才能扩大对华援助的数量。他没有采纳史迪威和陆军部的建议,对这些援助提出附加条件,但也在电报中委婉地指出,如果蒋介石能够在云南部署和整编军队,“这对实现我们共同的目标是极为重要的。”

  同时,马歇尔和史汀生分别会见了正准备回国述职的中国外长宋子文,指出目前的关键问题是要打通向中国提供物资援助的地面交通线,这就要求中美英三国采取一致的军事行动。因此,“美国驻华代表必须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军事将领,而不应当是一个油嘴滑舌的外交官”。他要宋子文转告一句美国的俗语:“现在需要的是胡椒,而不是蜜糖。”宋子文保证,他将把建立委员长和史迪威之间的和谐关系当作他的“唯一目的”。回国之后,宋子文成为史迪威和蒋介石互相沟通的主要渠道。

  马歇尔还以个人名义致电史迪威,向他透露了蒋介石通过柯里、威尔基、陈纳德、麦克休等人向罗斯福总统施加影响的情况。他一方面对史迪威保证,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他;另一方面也劝告史迪威“培养更大的忍耐力和宽容能力。这种忍耐力和宽容能力必须超过对一般人的要求,尤其要大大超过你现在的状况”。史迪威并不是不想这么做,只要蒋介石能改变他那种消极的顽固立场,他很愿意给以积极的合作。随着蒋介石态度的变化,史迪威和蒋介石的关系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

  10月14日,蒋介石在收到罗斯福对他三项要求的答复之后,正式交给史迪威一份中国方面关于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并约史迪威到他的官邸一同就餐。蒋介石不仅同意派印度和云南两个方面的中国军队参加反攻缅甸的作战,而且同意由史迪威全权指挥中国驻印军,并提出云南方面的中国军队可以由10至15个师增加为15至20个师。但是,他又表示,英国和美国必须向孟加拉湾派出足够的海军和空军力量,掌握制海权和制空权,并在仰光实施登陆作战,他坚持以此作为反攻缅甸的先决条件。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要说服韦威尔,让英国人承担起他们的义务。第二天,史迪威便兴冲冲地飞往印度。为了使中国和英国这两个不和睦的盟国协同一致,史迪威采取了两边“扯袖子”的办法。他在日记中作了这样的描述:“我跑到重庆拉拉委员长的袖子,告诉他最好南下向萨尔温江进攻,因为英国人正打算从南面攻入缅甸……如果英国人单独占领了缅甸,中国人可就无地自容了。接着我又飞到印度,拉拉阿尔奇(韦威尔)的袖子说,委员长正准备南下萨尔温江,你们最好也迅速采取行动。如果中国军队勇敢地挥师南下,而你们却按兵不动,你们英国人没有尽到白人的义务,往后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英国人对中国军队参加反攻缅甸的作战忧心仲忡。他们担心这会威胁英国在战后对缅甸的殖民统治,并刺激印度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甚至还怀疑中国对缅甸有领土野心。因此,韦威尔列举种种困难,表示了消极抵制,并制造借口反对中国继续向驻印军空运补充兵员。史迪威给马歇尔发去了求援的急电,他认为英国人的态度将会“毁掉我们的一切工作,激怒中国人,危害未一来的所有合作”。马歇尔通过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对英国施加影响,韦威尔终于改变态度,有条件地原则同意了反攻缅甸的计划。

  史迪威立即返回重庆,于11月3日同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等人召开了讨论缅甸作战的会议。蒋介石又一次作出了一系列使史迪威感到“惊讶”的积极态度。他同意在1943年2月15日以前向云南部署15个师和尽可能多的炮兵部队,并同意由史迪威来挑选这15个师和这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官。他还提出再向印度增派1个师,参加兰姆加尔的训练,作为驻印军的预备队。同时,他也再次强调,如果英军不能在孟加拉湾掌握制海权和制空权,以阻止仰光方面的日军北进增援,他就将不派一兵一卒参加此次作战。尽管如此,史迪威仍对会议的结果感到非常高兴,他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我们向前迈出的最大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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