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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


  尽管史迪威对可能遇到的阻力早有预料,但蒋介石顽固拒绝的态度仍使他大为失望。不对庞大臃肿的中国部队进行整编,他的全部对日作战计划都将无从下手。他深深地感到:“中国政府掌握在一个无知、专横、顽固的人手中,他用恩威并施的手段维持其统治基础。这个政府与某些家族和财团紧紧地连在一起,一旦脱离这种联系,它就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面对危急的情况,它除了硬撑下去之外,拿不出其他办法来。”

  在以后的几天里,史迪威的身体逐渐好转,但心情却愈加困惑和苦闷。他不由得想到:“我下一步该怎么办?是袖手旁观,还是辞职而去?”

  蒋介石对史迪威深感恼火。这个深谙中国内情又锋芒毕露的美国佬,实在让他难以招架。当初提请美国人出任中国战区参谋年时,他就叮嘱正在华盛顿的外交部长宋子文,此人“不必熟悉东方旧情”。他担心,一个洞察中国内幕的外国人,很可能会对他的统治方式提出某些异议。果然不出所料,史迪威关于整编军队的建议如同一支锋利的投枪,直指他的痛处。这一建议固然万难接受,但如果坚辞拒绝,又唯恐影响美国的对华援助,他确实感到十分棘手。这时,他想到了另一位美国在华军官和他的空中作战计划。

  这个人就是美国志愿航空队指挥官克莱尔·陈纳德。陈纳德曾在美国空军中积累了近20年的飞行经验,驾驶技术十分精湛。以他为核心组成的一个“三剑客”特技飞行队,曾赢得了“空中飞人”的美誉。当时美国空军中流行的观点是“轰炸机制胜论”,而他却狂热地迷恋于战斗机的空中搏斗。1934年,他曾写了一本小册子,题为《驱逐机在防御中的运用》,突出强调战斗机在空战中的决定作用。为了宣传他的战术思想,身为空军上尉的陈纳德,上下活动,甚至公开抨击一些更重视轰炸机的高级军官。但是,这不仅未能说服人们接受他的观点,相反,却使空军的高层领导对他狂妄的表现欲和不守本分的权势欲深感厌烦。

  1936年,46岁的陈纳德抱着怀才不遇的遗憾,以临时少校军衔从美国空军提前退休。第二年,他应中国航空委员会的高薪聘请,来华担任该委员会的顾问。曾任蒋介石政治顾问的澳大利亚人端纳送给他一句忠告:“在中国,只有委员长夫妇说了算,其他人都是听命于他们的。只要抓住委员长和夫人,你就可以做你愿意做的任何事情。”陈纳德牢牢记住了这句忠告,他积极地向蒋介石和宋美龄献计献策,并博得了他们的赏识。尤其是担任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对他更是格外青睐。中国“第一夫人”的娇美容貌、绰约风姿和高雅气质,也使极富浪漫色彩的陈纳德为之倾倒。他把宋美龄的第一次召见称作“终生难忘的会面”,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在我的心目中,她将永远是一位公主。”

  1940年11月,陈纳德奉蒋介石之命,带着一份购买500架飞机的订单和招聘美国退役飞行员来华参战的计划返回华盛顿。不久,美国决定向中国提供租借物资,并从原定提供给英国的作战飞机中拨出100架给中国。陈纳德根据中国提出的条件,以每月750美元的高薪和每击落一架日机奖励500美元的优厚待遇招聘了一批飞行员和地勤人员。1941年8月,美国志愿航空队在缅甸境内成立,同年12月开始参加对日空战,并很快就取得了辉煌战绩,这给陈纳德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中国战区成立之后,志愿航空队纳入美国陆军航空部队建制,编为第10航空队第23战斗机大队,陈纳德也在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积极争取下,被美军授予准将军衔。从4年前郁郁不得志的临时少校,到今天肩上那一颗闪亮的银星,他深深体验到了追随委员长夫妇给他带来的巨大利益。

  这时,他又踌躇满志地向蒋介石提出了一项宏伟的空中作战计划。他认为,如果美国能提供500架作战飞机和100架运输机,并授予他对中国战区的空军指挥全权,他就能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里,打败日本空军,赢得战争的胜利。他根本不考虑什么实际的可能性,而只想以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大胆方案引起委员长和美国方面对他的重视。

  陈纳德的计划确实对蒋介石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这好像是给他指出了一条既不用实行任何改革,也不用消耗多少实力,轻而易举就可以取得战争胜利的捷径。于是,蒋介石暗自在心里打好了一个如意算盘,他准备以诱使美国提供一支强有力的空军力量为条件,与史迪威达成某种妥协。

  6月24日,蒋介石再次约见史迪威。尽管一开始的谈话仍然有些不愉快,但气氛很快就发生了变化。蒋介石表示,可以接受在印度装备和训练中国军队的计划,甚至还答应再向印度空运5万中国部队。关于这支部队的指挥权问题,他接受了史迪威提出的撤换杜聿明的要求,同意由史迪威担任驻印部队的总指挥并负责训练工作,另由罗卓英主管行政和军纪。同时,他提出了由美国提供500架作战飞机和保证每月空运5000吨物资的要求,并对史迪威叮嘱说:“关于飞机数目和空运吨位的事情,实在是维持中国战场现状的基本条件,希望参谋长给予特别的注意。”

  史迪威并非不重视对华援助问题,他曾经一再打电报、写信向史汀生和马歇尔提出援华的具体项目和数量,以至马歇尔都感到有些不耐烦。有一次,他甚至来电批评史迪威过于急躁。宋子文也曾打电报给他,劝他不要火急火燎地催促美国陆军部,因为美国对华运输实在是大艰难了。租借物资从美国东海岸装船后,首先要穿过大西洋和印度洋,经过近2万公里的海运,然后从卡拉奇上岸,经过2500公里的铁路,运抵加尔各答;再经过孟加拉至阿萨姆的窄轨铁路,运到空运司令部的各机场,最后才能飞越“驼峰航线”到达昆明。尤其是最后一段的“驼峰空运”,更是十分危险。在1942年至1945年的3年间,空运司令部共损失468架运输机,平均每个月摔下来13架。牺牲和失踪的美国飞行员与机务人员共达1579人。因此,如果不改善运输条件,蒋介石提出的援助数额是很难实现的。

  尽管如此,蒋介石就中国驻印部队作出的有限许诺仍然激起了史迪威的一点希望。有了第一步,他就可以促使蒋介石走出第二步、第三步,或许能够逐渐达到整编所有中国军队的目的。但是,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使刚刚出现好转的形势骤然恶化,并由此导致了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的一场严重冲突。

  事件缘起于中东战局的突然危机。6月21日,隆美尔率领的德意联军攻占利比亚东部的托布鲁克,英国守军3万余人缴枪投降,埃及和整个中东面临着落入德意之手的巨大危险。为了挽救中东的危局,美军参谋部于6月25日命令驻印度的第10航空队,将该部的重型轰炸机和空运司令部的运输机全部调往埃及,空袭德军的后方运输线。同时还命令把一批正在运往中国途中的A-29型轰炸机,留在苏丹的喀土穆,以支援英军作战。

  美军参谋部在通知史迪威的同时,已直接把命令发给了第10航空队。尽管史迪威对此十分恼火,但也无力改变这一决定。他完全可以想象到,蒋介石得知这消息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他在日记中发出了叹息:“现在我能对大元帅说什么呢?我们所有的诺言都没有兑现,却还要喋喋不休地对他说:坚持干吧,老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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