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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


  ◎第十六章 纠纷迭起

  热心衷肠献良策,知音难觅坎坷多;
  剜肉补疮雪加霜,一波未平复三折。

  话说1942年5月28日,史迪威乘坐美军的B-25轰炸机离开新德里,经过5个多小时的飞行,抵达印度东部的阿萨姆邦。这是他第一次乘坐这种时速可达400公里的新式飞机,感觉“虽然不怎么舒服,但速度快得很,远远超过了运输机”。第二天,飞机继续向昆明飞行。

  现在,日军占领了缅甸全境,犹如在印度和中国之间打进了一个巨大的楔子。从印度东部的美军空运司令部飞往中国昆明,只有向北绕行,飞越号称“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脉,当时这被叫做“驼峰航线”。

  这是一条极其艰难和危险的航线。喜马拉雅山东段的海拔高度在4500米左右,飞机必须在5000米以上的高空飞行,这相当于通常飞行高度的两倍。在这样的高空飞行,气候极为寒冷,空气十分稀薄,而且常常遇到强烈的涡旋气流。这种危险的气流,会使飞机失去控制,甚至能把飞机的机翼折断。

  史迪威蜷缩在厚厚的皮飞行服里,身上盖了一条毯子和一件大衣,但仍觉得冰冷刺骨,而且伴随着胸闷、气促,他只好戴上了氧气面罩。第一次飞越驼峰使他感到,在这样的航线上向中国空运物资,实在是大艰难了。

  自3月上旬仰光陷落,滇缅路已被截断。最初,腊戍、畹町、保山等地尚有一些积存物资,可以运往昆明和重庆。不久,日军占领缅北,并推进到中国境内的怒江西岸,腊戍、畹町等地未及抢运的物资,或付之一炬,或被日军夺走。

  为了维持对华援助,设在印度阿萨姆邦的美军空运司令部于5月开始飞越“驼峰航线”,但是当月的对华运输量仅为80吨,与原滇缅路每月运输5000吨相比大为减少。此前,罗斯福曾向蒋介石许诺,为中国战区提供100架DC-3型运输机,可现在只有5架。由于运输困难,美国的对华租借物资在途中大批积压起来。在印度的阿萨姆邦,堆积了4.5万吨,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纽波特纽斯港,还有14.9万吨无法装船。

  根据当时的实际状况,美国事实上很难立即向中国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而且从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役中的实际表现来看,如果不对这支军队进行重大改革,即使提供再多的美式装备,也很”难取得对日作战的胜利。因此,史迪威决心说服蒋介石,首先对中国军队进行整编,而后根据可能的条件向这些部队提供美式装备,这样才能使美国的物资援助发挥实际效用,实现同盟国共同的战略目标。

  飞机在昆明机场降落,史迪威原打算马上飞往重庆,但由于天气恶劣,飞机无法起飞。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天气仍无好转,史迪威心急如焚。

  重庆,曾家岩德安里的委员长官邸,蒋介石背着手在屋里来回踱步。接踵而至的坏消息像一颗颗重磅炸弹,把他不久前刚刚燃起的一点希望和兴奋炸得粉碎。一脸沮丧的神情比那阴沉的天气还要灰暗。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曾经着实激动了一阵子。他认为,日本对美、英发动战争,无异于“饮鸩止渴”;而美、英参加对日作战,费不了多大力气,用不了多长时间,便可轻易取胜,他也就可以坐享其成了。他认为,中国与美、英、苏等国结盟,已成为世界“四强之一”,各国均不能不重视中国在亚洲的重要作用,国际地位的提高,自然会大大巩固他在国内的“领袖”地位。他认为,美英“不能不集中全力先解决远东之倭寇”,而要战胜日本,则不能不倚重于中国。这样,美国的援助物资也就会源源不断地落入他的手中。

  然而,开战近6个月来的事实,却大大出乎他的预料。日军的凶猛攻势接连不断,步步获胜,美英等国损兵折将,节节败退。香港的1.5万英军挂起了白旗,新加坡的8万英军放下了武器,爪哇的英美荷联军和菲律宾的美菲联军也先后缴枪投降。美英等国居然让中国作为“四强”之一在《联合国家宣言》上领衔签字,却又不让中国参加联合参谋长会议和军火分配委员会,同盟国的重大作战行动和租借物资的分配,中国无法直接参与意见。美英等国执行“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租借物资的绝大部分都给了英国和苏联,分配给中国的份额仅为1.5%,而由于缅甸作战失败,运输更加困难,这1.5%也几近断绝。

  蒋介石愤愤不平,满腹怨气。他原以为可以借用美英的力量对付日本,自己坐收渔人之利;没承想,美英却把中国推到前面,要让他担负牵制日本的主要责任。在多年的国内政治斗争中,他从未做过赔本的生意;在目前同盟国的复杂关系中,他也绝不愿给别人当枪使。

  他坐到桌前,提笔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拐弯抹角地向美国总统施加压力。他说,由于同盟国的失败和对华援助的减少,中国军队的士气还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低落过,他本人也第一次对形势感到了悲观。除非美国提供大量的对华援助,否则,中国人对同盟国的信心将彻底动摇,中国的对日抗战也将会“全面崩溃”。他甚至警告说,中国的亲日派分子正准备推翻他的统治,以便单独与日本媾和。

  对于史迪威,蒋介石心中的不满正与日剧增。他之所以请美国人来担任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并不是想让他们来指挥中国军队,而是要获取美国的援助。他让史迪威去指挥远征军,无非是想让他去和英国人周旋,同时也取悦于美国。没想到,史迪威竟把他的假戏真做,一门心思地去和日本人打仗,对于争取美国援助远没有他所希望的那么热心。

  蒋介石和史迪威,一个在重庆,一个在昆明,两地相隔约700公里,但两个人各自的想法和打算,似乎比这地理上的距离更加遥远。这预示着两个人的重新会面,将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严重分歧。

  6月3日下午,乌云散去,天空放晴,史迪威在昆明滞留了5天之后,终于飞抵重庆。第二天他支撑着虚弱的病体,立即会见了蒋介石。

  史迪威脸色蜡黄,白眼球也变得十分昏暗。那天上午,一位名叫门德尔松的医生为他做了检查,确诊他患了黄疽症,病因大概是来华之前注射了变质的黄热病血清。那些变质的血清大量吞噬了他体内的红细胞,导致持续发热和全身不适。尽管如此,史迪威仍振作起精神,向蒋介石汇报了缅甸作战的“全部情况”。

  他认为,蒋介石长期高高在上,很少去视察部队,他手下那些唯唯诺诺、昏庸无能的将领们只给他说好听的,因而使他陷入了“无知和昏庸的自鸣得意之中”。只有让他了解前线作战的真实情况,认清中国军队存在的问题,才能促使他采取断然有力的改进措施。他在写给史汀生的一份报告中说,一旦蒋介石了解了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役中的真实情况,或许会“吓得他决心对中国军队实行真正的整顿”。

  蒋介石和宋美龄微笑地注视着史迪威,似乎很急切地想知道他对缅甸战役的看法和对将来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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