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52)_虚阁网

五二

　　第二天一早，他们又开始了艰难的行军。道路越来越难走，一条条流速很快的山涧小溪横在他们前进的路上。队伍出现了混乱，“霍尔库姆掉队了，梅里尔掉队了，又热又累。李掉队了，斯利尼精疲力竭·诺瓦考斯基也是一样，天哪，我们是一群可怜的人。”史迪威和大家一样背着10磅的行囊，他一直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第三天的行军，史迪威不得不稍稍放慢了步伐，并把每小时的休息时间，以5分钟延长到10分钟。但是，掉队的人仍然不断出现。蚊虫和蚂蝗的叮咬，原始森林中腐败物发出的瘴气，饥饿、疟疾和痢疾的袭扰，使许多人变得极为虚弱。史迪威也在咬紧牙关坚持着。梅里尔在过一条小河时昏倒了，只好让挑夫用担架抬着走。

　　军医官威廉斯上校找到史迪威，他担心连续的行军会把更多的人身体拖垮，请求再多休息几次。史迪威表情严肃地答道：“队伍不能再停了。日本轰炸机还在头顶上盘旋，我们还没有脱离险境。多延误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他看着已50开外的威廉斯说：“真见鬼，我们俩的年纪比他们任何人都大，我们能坚持，为什么他们不能？这些人的身体状况真是糟透了。”

　　中午休息时，“营地暑热袭人。到处都是虫子。”粮食越来越少了。史迪威命令负责分配食品的多恩上校，把每个人的定量减少一半。开饭时，他坚持站在队伍的末尾，最后领到一份少得可怜的食物。他要为大家树立一个完美无缺的榜样，以鼓励大家紧密团结，互相帮助，共同闯过难关。

　　原计划两天完成的行程，他们走了将近4天。5月9日下午，他们终于到达了乌尤江边的迈凯。琼斯上校带领一队很能吃苦的中国士兵提前赶到这里，已经为他们扎好了5只大木筏子，明天他们就可以乘木筏子沿乌尤江漂流而下了。

　　第二天上午，史迪威看到了一支中国小部队。派人去询问得知他们是孙立人率领的第66军新38师一部。

　　杜聿明接到蒋介石要他率部继续向密支那前进的电报后，随即召集各师师长和参谋长在英多召开会议，宣布了委员长的电令。他计划以第96师余韶部为先头，以新22师廖耀湘部居中，以新38师孙立人部断后，急速向缅北前进。据杜聿明后来的回忆录说：“当时各将领均无异议。”其实未必如此，孙立人就另有打算。

　　孙立人在国民党将领中有着比较奇特的经历，他既不是黄埔精英，也不是占地为王的地方势力，而是一个前后读了9年大学的洋务派军人。1919年，他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1923年毕业后，又以官费到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进修一年，获理学士学位。接着又考入史迪威的母校——西点军校，学习了4年军事。1928年离开西点，他曾游历了欧亚两洲，在英、法、德、日诸国考察军事。回国后又从下士做起，逐渐升至少将师长。

　　他率领的新38师也不属于第5军建制。这支部队原为税警总团，归宋子文、孔祥熙先后执掌的财政部统辖。入缅之前，刚刚改成野战部队，列入第66军编制。宋子文和孔祥熙以职务之便，为这支部队购买了先进的美式装备，部队的主要军官也多为留美学生。孙立人以他渊博的军事知识训练和指挥部队，使该部一转入野战就显示了很强的战斗力。仁安羌一仗，打出了新38师的威风，英国人伸出大拇指，史迪威也对他非常赏识。

　　5月9日，第96师主力抵达孟拱，距密支那还有不到30公里。这时，杜聿明从广播里得知，日军已于5月8日占领密支那。当时，密支那的日军只有一个联队，且长途奔袭立足未稳。如果远征军全力猛攻，或许还能闯出一条生路。但是，杜聿明已没有了进攻的信心和勇气，却命令各部队“弃车上山，进入山地与敌进行游击战，伺机进入国境”。

　　可那是什么山哪！茂密的原始森林，纵横的河流山谷，野象。猛兽出没，蚊子大的像蜻蜒，水中、树上、草丛里，到处是吸血的蚂蝗，没有道路，没有人烟，没有食物……杜聿明以后终于体验到了在这样的大山里“游击”的滋味。

　　杜聿明没有了进攻的勇气，孙立人却鼓起了抗命的勇气。他决心按照史迪威、罗卓英的命令，率部向印度转进。半个月以后，新38师到达印度，成为中国远征军中唯—一支全师完整突围的部队。

　　英国人奖给他一枚“帝国司令勋章”，美国人授予他一枚“国会勋章”，蒋介石给了他什么？损兵折将的杜聿明回国后，官升第5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总司令，年长杜聿明4岁的孙立人，仍然当他的师长。委员长记下了他的“不忠”，这或许还给他最后的悲惨命运埋下了一个伏笔。这里暂且不表。

　　5月10日，史迪威在日记里简单记下了一句：“孙立人把队伍拉了出来。”

　　上午10点30分，史迪威一行乘坐的木筏离岸出发，沿乌龙江顺流而下。西格雷夫手下的那些缅甸姑娘们，用亚热带特有的宽大树叶，在木筏上搭起了顶篷，以遮挡酷热的骄阳。这些姑娘大概是对美国将军的收留和保护表示感激，“她们干活总是很主动”。坐在凉篷下的木筏上，或闭目养神，或欣赏一下两岸的自然风光，4天行军的疲劳多少得到一些缓解。为了争取时间，“整夜都在驾着筏子向前赶路”。

　　第二天，下了一场阵雨。史迪威敏锐地感到，“这是不祥之兆”，雨季就要到了。旱季的酷暑固然难耐，但进入雨季将给他们的行程带来更大的麻烦。傍晚又刮起一阵大风，江面上掀起了一层层的浪头，木筏已无法继续前进，他们只好靠岸停了下来。

　　入夜，风停了。他们重新登上木筏，“奋力赶了一夜的路。暗礁很多，筏子开始散架。整个晚上我累了个半死”。次日清晨，他们来到了亲敦江边。从这里，他们要溯流而上，木筏已经没用了。史迪威命令所有人员上岸，步行前往霍马林。他们满怀希望地认为，布里尔顿或是英国人会在霍马林做好接应他们的准备。这天下午，当他们到达霍马林的时候，不禁呆了。这个靠近缅印边界的重镇，已经成了一座空城。邮电局的大门紧闭着，所有的民宅都已人去屋空，英缅当局的官员一个也找不到。史迪威气愤地说：“我敢打赌，他们肯定是逃跑了。”此处不是久留之地，必须找到渡口，尽快渡过亲敦江。

　　5月13日上午，他们在霍马林以北大约8公里的地方找到了几条渡船和独木舟，终于渡过了640米宽的亲敦江。随后又踏上了西进的行程。

　　现在他们已经脱离了日军的威胁，但是新的威胁又在向他们压来。霍马林的失望，深深地挫伤了一些人的情绪。食品已经所剩不多，几近断绝。雨季果然来了，狂风卷着暴雨倾盆而下，抽打在他们的头上、身上。一些人像发怒的野牛，毫无顾忌地发泄着不满和责难。烦躁、悲观、心理崩溃笼罩着这支队伍。

　　幸好第二天下午，当他们爬上一座1000多米的高山时，遇到了从英帕尔赶来接应的英国人。一位名叫夏普的英国地方官员，带着400个印度民工和一支马队，运来了大批的食品和药品，甚至还有香烟、威士忌。英国人来的还算及时，史迪威感到“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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