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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稍加留意,人们就会察党史迪威容易产生厌恶的情绪,起因往往是遇到了他认为摆架子的人或装院作势的人,甚至一见到装出英国人口音的美国人,他都感到作呕。和他久在一起的同事说,“他很像一个厌世者,他的厌世心理是藏而不露的。”他的乐趣是自己寻找到的或自己促成的。如,为了随便活动活动筋骨,他就去打网球;为了保持体格匀称,他坚持越野跑步和打手球,虽然这种运动体力消耗极大,但他坚持不懈,每周可以看见他身穿短衣裤,在本宁堡的松林中轻松自如地跑两三次。他已48岁,年近半百了,仍参加了5英里长跑比赛,尽管他落在了别人后面,但他仍以能在长跑队列之中感到自豪。

  在本宁堡的熟人和同级之间,本来没有令他感到不自在或惹他烦恼的人,但他还是对一些人和事抱执拗的态度,使校长坎贝尔·金将军也对他不满起来,曾三次要求解除史迪威的职务。原因是他掌握的标准极端严格。对学员的学习,除非他认为确实完全够格了,他才在成绩簿上记个“优”字。结果在他负责管理的军官中很少有人能进入军事学院,以致引起一些军官的怨恨,直到向校长那里去“告状”。而在比较平淡的兵器系里,“优”却打得很宽,学员们很高兴,因为这为他们的晋升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这也有益于显示全校的成绩,校长自然内心也感到欣喜。他每次要解除史迪威的职务,都是马歇尔出面劝阻。在校长面前,他既肯定史迪威“原则性很强,工作极其刻苦”,又承认他脾气不好,惹恼了人。而最终则是校长听取了马歇尔的意见,认为战术系离不开史迪威,史迪威在战术和技术方面已“超出时代水平”,是站在美国陆军顶峰上的。

  这样,史迪威和马歇尔一起,在战术教学方面为美国陆军培养了一批优秀指挥官,据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不少著名将领是在这里学习和进修过的。马歇尔在这里的任期满后,又延长一年,工作到1932年学年终结时离开,史迪威则工作到1933年。

  早在1930年,大萧条即开始席卷全美国。军官职业虽然生活稳定,实际收入没有下降,但已规定军人每年一月为“无薪假期”。马歇尔知道已婚的二等兵,每月21美元供养全家确实艰难。于是,他宁肯冒违反规章制度的风险,定了一个制度:每个已婚士兵可以廉价从连队食堂买一顿热餐带回家给妻子儿女吃。这既节省了家庭开支,又省了妻于做一餐饭的麻烦。此举不仅步校的士兵高兴,也得到军官称赞。与此同时,马歇尔还主张各家喂养家畜,并亲自督促鸡舍、猪栏的修建。

  在大萧条之中的美国陆军,仍然号称是世界六强(英、法、德、意、日、美)之一,而兵力还不及希腊、比利时两国军队人数之和。军营日渐破败,与贫民窟差不多,武器装备既缺乏又陈旧过时。美国一家杂志把当时美军在本国人和外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描绘成“一个咧着大嘴,七歪八斜地扛着一支老式步枪的傻大兵”,军队声名狼藉。1932年夏天,有2.5万名退伍军人从全国各地涌向了华盛顿,要求政府发给他们补充年金。胡佛政府竟让军队去镇压这些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他们的妻子惨遭殴打,孩子们也受到摧泪弹的袭击。马歇尔、史迪威等本宁堡步校的军官们,为自己没有去干这种肮脏的勾当引为幸事。

  1932年底到1933年初,大萧条的寒风使整个美国瑟瑟发抖。工厂、商号倒闭者数以千万计,每个街角都有身强力壮的男子等待施舍,因为他们纵有力气、专长,却无处可用。领取救济食品的人们,排起数英里的长队……这时美国陆军军官由1.2万人减为1万人。马歇尔被派往南卡罗来纳州组建“民间工作队”,缓和美国青年的失业问题和营养不良状况。在本宁堡步校,人们的心情也一样的沉重。

  就在这时,史迪威的父亲本杰明·史迪威博士干1933年去世了!这位持有清教徒传统信念“男子不工作就是罪过”的老人,辛勤奔波一生,给史迪威留下的仅是一些债券和股票,大部分财产留给了史迪威的母亲。史迪威靠自己的薪金维持生活,他有五个孩子,在中国生活尚属优越,在国内则感到处境窘迫。但是相比之下,由于有牢靠的工作和一笔固定的收入,又显得比许多人日于好过多了。

  由于史迪威自幼受父亲的影响和严谨的家教,养成了简朴的习惯。在中国期间,他们不打桥牌,不打猎,不参加外国殖民地的俱乐部活动。他们在家里待客时,摆在桌上的也是最低档的法国葡萄酒。

  史迪威把他的家庭视为他的城堡,感到只有在家里才安全,用不着提防他人了。在他的家里充满了欢笑和友谊、相互体贴和轻松自在的气氛。他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同最小的本杰明呆在一起,画出稀奇古怪的动物,甚至把剪纸中的一条鲨鱼变成飞机。本杰明刚会说话时学会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是老的,我们是新的”,史迪威听了非常高兴。史迪威在家里外号“老爸爸”,这是孩子们给他取的。孩子们的身高、体重增长情况,在史迪威的笔记本里都有记载,就是在受困于徐州时,他的日记里还写了“今天是文思的生日”。驻天津期间,马歇尔正是从他为史文思写的书法字帖中看到了他有做教师的天才。史迪威只有在家中才真正感到舒适,但是,若在家里停留时间长了,他仍然会烦躁起来,急欲到外面去,甚至越远越好。但不论到多远的地方,威妮和孩子们在他心中的位置都是十分重要的。

  史迪威总是在写东西。除了日记、小评论、随笔,还随手用破纸片记下自己零乱的念头、玩笑、趣闻以及脑海中出现的一闪而过的各种问题,表明他的兴趣十分广泛,内心世界也是非常丰富的。

  在本宁堡,史迪威曾以《东方人的心理》为题作过一次讲演,澄清了一些对“义和拳”的误解和以为“中国人不可思议”的偏见。他阐明的观点是:由于中国和西方的联系被切断了许多个世纪,他们在不同的条件下发展了自己的文明,不能指望一个中国人表现得同西方人一样。他说:“尊严对他们(中国人)是最宝贵的,谁剥夺了他们的尊严,他们就与谁结成了仇敌……同中国人打交道时,不要使他们丢面子,除非你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丢脸,而你不怕树敌。”此外,在本宁堡还可以常常听到史迪威谈论中国,人们知道,他非常关注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他常说:“若有正确的领导,有勤劳和富于创造才能的四亿中国人将会居于支配的地位。我们最好是支持他们。”他所以这样说,是他预感到了有朝一日,军官们可能与这个国家打交道。

  1933年5月,年过50的史迪威,在本宁堡步校的任期结束了,伴随而来的一件事,加剧了他内心的痛苦。本来再过两个月,他的长子小乔就要在西点军校毕业了。按惯例学员的父亲要参加孩子的毕业仪式。但是罗斯福总统为应付紧急情况而组建的平民卫护队缺少军官,两次调动工作岗位之间的例行假期取消了,每个军官必须直接到新的岗位报到,并不准以任何理由离开职位。史迪威几次申请延期报到,直至向陆军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提出申请,都遭到了拒绝。于是,他带着文思和两个最小的孩子经过一星期的行程,到达加利福尼亚赴任时,他的前任却仍然在职,史迪威呆在那里无事可做。

  威妮和二女儿多特代表全家到西点军校参加了小乔的毕业仪式。之后,威妮给他发了一封电报。他回信说:“这件事使我再也忍耐不住对这部机器的厌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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