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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措施之一,是驻北京的美军司令部与第15步兵团指挥部合并。接替威廉·康纳将军职务的卡斯特纳少将到了天津,加强对团的领导。这位少将已年过六旬,没有进过西点军校,穿着很不讲究,神经质,脾气暴,但他喜欢体育运动,常以自己的健壮体格而自豪。也许就是这个缘故,一向爱好体育的史迪威同他一见如故,后来工作中也善于理解他的意图,成了团里从不和他吵架的军官之一。

  卡斯特纳来华之前,长期在荒凉的阿拉斯加驻防。他到第15步兵团来,决意要使这个团的胖子们体重减轻到能干活的程度,使那些养尊处优的家伙们,能够学到一点真正的军人之道。他向陆军部报告的训练目标是:步兵团要能够应付最糟糕的情况,经过三天急行军,能由天津赶到北京解救公使馆,保护美国人,使他们不至于陷入“义和拳”时代被围困的厄运。为此,他身先士卒,每天围着天津赛马场步行,监督团队天天跑步,进行急行军训练史迪威以自己的长跑、短跑知识在这次训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很受卡斯特纳器重和赏识。

  史迪威和所有居住京津的外国人一样,是现实主义者。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赋予他们许多特权,但并不赋予他们绝对安全。对于南军,他们不能区别和军阀队伍有什么不同。为此,有人问1911年到过南方的史迪威,史迪威脑子里保留的,是上海青年报名当革命军的样子,他们纯洁、朴实;而在梧州见到的“革命军”却和土匪一样野蛮、残忍。他在中国的经历,教会了他对于大言不惭、自吹自擂的人,要冷眼以对,甚至使他养成了从不幸和坏的角度推测生活的习惯。这期间,他常常想到的是威妮和孩子们的安全,万一有风暴,怎样进入美国大院?仆人们是不是靠得住?他一一作了推测,并写在了日记里。

  北军接连败下阵来,向江北撤退。参加过八国联军的美国海军巴特勒将军,从上海到了天津,和第15步兵团以及英、法等国驻军的司令官们,举行紧急会议,讨论了如何确保京津各国侨民的安全。一致的意见是,建议各国都把京津驻军扩充一倍。日本已将一个旅从大连调到青岛。卡斯特纳将军也向美国陆军部提出计划;为确保京奉铁路畅通,总兵力要达到25000人;5月份的运输舰,应把马尼拉准备援华的部队运来,返回时把妇女儿童从华北送回美国。巴特勒将军认为,北方局势比上海的形势更严重,他要给天津调来一个海军陆战旅,有4000多人。

  到达天津的海军陆战旅,装备有20架飞机,还有一些轻型坦克。这是别国的派遣队无法相比的,因而在天津大出风头,惹得第15步兵团的官兵很恼火。陆战队官兵熟练、出色地从舰艇上卸下了野战炮、迫击炮、榴弹炮。机关枪、筑垒沙袋、卡车、坦克、飞机,以及成堆成堆的弹药、补给品,显示了美军雄厚的实力。但巴特勒警告官兵们说,绝不容许同中国人发生冲突。如果哪个陆战队员哪怕是向一个中国车夫动武,也要受到军法制裁。

  巴特勒和卡斯特纳两位将军,马不停蹄地展开了工作,准备随时去北京解救公使馆和美国侨民。为此,要加固公路桥,以能承受住坦克通过的压力;要在白河河口修建战时飞机场;还有其它的战备工程,一个接一个,都要同中国有关方面沟通关系。他们要史迪威做联络官和全权代表,取得当地中国人的支持与合作。巴特勒将军天天乘飞机往返于北京和天津、大沽之间,督促、协调工程进度,很快便做到了能够紧急出动。装载着机枪、弹药和10天给养的卡车,都加满了油,随时可以启动;一个营的兵力可以在接到警报14分钟内,乘车开往北京;飞机5分钟之内可以起飞。同北京各公使馆商定的计划是:一旦爆发“排外”运动,立即派兵占领天坛,以此作为侨民集结点,然后用卡车、飞机将他们撤到海滨、港口……

  南军接近徐州了!这个紧急消息立刻使公使馆、美国大院的惶恐、忧虑骤然加剧起来。

  美国人估计,若南军真的到了徐州,北军是守不住济南的。那么,天津转眼就会成为作战区域。南军的进攻会不会顺利?败退的北军会给京津造成什么影响?京津的北军会怎样?美军该制定怎样的应急计划?这些问题,史迪威都想过,虽然他不是驻军指挥官或决策圈里的人,但曾是欧洲战场情报官的他,有不断观察、分析战局变化的习惯,他还是把想过的问题,以及种种计算,都写在了笔记本上。他得出的结论是:若等北军败退下来,再集中,妇女、儿童向海滨撤退是不适宜的。

  亲眼见过京津“义和团”厉害的巴特勒将军,从不掩饰自己心中的余悸,甚至在下属面前也一样。他直率地提出,如果南军到来,谁能保证不出现“南京暴行”?若大沽、秦皇岛港口都遭到中国人攻击,谁阻挡得住?

  美国公使和巴特勒、卡斯特纳将军,焦急之中一致认为首先要获得关于南军和北军的可靠材料。他们认为,来自新闻记者、领事馆人员和传教士们的消息、情报,都不可靠,不能据此判断局势变化。虽然进行情况调查有种种困难,但还是必须派一名美国军官亲自出马才行。本来这应是武官处的任务,约翰·马格鲁德少校责无旁贷,但公使和将军都选定要第15步兵团的史迪威少校担此重任,因为他精通汉语,了解中国,以前有过多次惊险旅行。大家公认他为人正直,有极强的责任心,叫人信得过。

  史迪威也愿意担此重任。尽管他要丢下4个孩子和即将临产的妻子,他还是毅然于5月26日登上了开往徐州的火车。和他同行的有仆人老赵,这是他左思右想后选定的随行者。事后证明,他选对了,老赵确实是个勇敢、诚实而又能随机应变的人。在事关生死的紧要关头,史迪威还真的感到老赵有燕赵豪杰之风,注重信义,临危不惧。一路上多亏有老赵照护,他才得以顺利行进,化险为夷。

  上了火车才知道,南军没有过长江,徐州在山东军阀张宗昌手里。人称张宗昌是“狗肉将军’”,传说他身高两米一还多,体格赛大象,脑子如蠢猪,性子如虎狼,就是看他一眼都有三分危险。

  张宗昌现在是奉系直鲁联军总司令。他原籍山东掖县,年轻时当过搬运工,在海参崴华商总会当过门警头目。投靠张作霖后,当过旅长、军长。人们还送他个绰号叫“三不知”。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个姨太太。别人给他数过,他有42个姨太太,包括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还有21个白俄、一个邋邋遢遢的美国人。每次出发作战,都要有两节专用火车厢拉着她们一块去。最奇怪的是,他的专列单挂一节平板车拉着一具雕刻华丽的油漆麻栗木大棺材。他夸口说,如果他不能征服敌人,就躺在这具棺材里回来。可是这一次,张作霖令他沿津浦线南下,到上海接替孙传芳驻防。他镇压了上海工人的第二次武装起义,却被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消灭掉3000多人,他狼狈不堪地退过长江,到了徐州一济南一线。

  撤退中,张宗昌并没有躺在棺材里,有人见他坐在棺材上面,醉醺酥醺,还吸着烟。山东在这位军阀的“督办”下,1927年发生了饥荒,不是因为水灾、旱灾,而是由于他的苛政猛如虎,无止境的横征暴敛。在他的奢华衙门里,大批形形色色的军官成了他豢养的食客,吃饭用的是比利时雕花玻璃餐具,每餐每桌必备白兰地、香摈酒和40道菜,据统计,每顿饭要吃掉5000美元。此时的山东,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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