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捭阖-斯大林(49)

四九

　　战争前夕，德国同被它占领的国家一起，生产钢3180万吨，煤6.964亿吨。苏联钢产量为1830万吨，煤产量1.659亿吨。德国的弱点在石油开采方面，但由于从罗马尼亚输入石油，依靠已建立的储备和合成油料的生产，而得到某种程度的弥补。

　　德国建立了强大的军事经济潜力，在较短的时间内建成300个以上的大军事工厂，军事生产1940年比1939年增加了2/3，比1932年增加21倍。

　　1941年德国工业生产了1.1万多架飞机，5200辆坦克和装甲车，7000多门75毫米以上口径的大炮，170多万支步枪和自动枪。此外还有掠夺来的大量武器，以及仆从国和被占领国的生产能力。

　　截止1941年6月，德国军队比1940年增加了355万人，总数达到850万人，即214个师。而苏联到6月份，连同征召的补充兵员在内，共有500多万人。希特勒认为，进攻苏联的有利时刻来到了。

　　1941年3月底，苏联政府已经获悉，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在柏林与法西斯德国的里宾特洛甫和军界首脑进行了极为秘密的谈判。他们谈判的内容，莫斯科是不难猜到的。希特勒试图建立德日联盟，形成对苏联的军事包围。这实际上意味着苏联必须进行两线作战。

　　因此，保卫苏联的远东安全就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为了延缓战争爆发的时间，争取避免两面作战，在松冈途经莫斯科时，经过多次谈判，苏日双方签订了“中立条约”。在庆祝签字的宴会上，松冈向斯大林敬酒时，故弄玄虚，说了一些其他外交官不可能说的话。“条约已经签订了，”他脱口而出，“我不说谎，如果我说谎，我把脑袋给你。如果你说谎，那我一定会来取你的脑袋。”斯大林冷冷地反驳说：“对我国来说，我的头是重要的。

　　你的脑袋对你们的国家也是重要的。所以，我们都小心地让脑袋长在肩膀上吧！”这番话弄得松冈很尴尬。

　　为了教训一下这个狂妄的日本人，斯大林特地给朱可夫这位哈勒欣河战役的司令官打电话说：“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访问德国回国途经这里，你要亲切地接待他。”“亲切”这两个字说得特别重。

　　“有什么指示？”“松冈只想同你认识认识。”显然，松冈洋右对哈勒欣河事件记忆犹新。过了几天，国防人民委员部外事处主任陪着松冈前来拜访。一进门他就向主人深深地一鞠躬。朱可夫按着斯大林的指示，“亲切”地欢迎他，问候他的健康，旅途是否劳累。他含糊地回答说：“我喜欢长途旅行。我是第一次到欧洲。你去过欧洲各国吗？”朱可夫回答说：“很遗憾，没有去过。在方便的时候，一定设法去。我读了很多有关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的书，但是，即使一本最好的书也不能使人了解一个国家的全貌。只有亲身访问和接触一个国家，才能更好地了解它，了解它的人民、风俗和习惯。”谈话一直在这种“友好”气氛中进行。从始至终未涉及尖锐的政治问题。

　　松冈给朱可夫的印象是狡猾诡诈，不愿开诚布公地交谈。可以看出，他宁愿多听，而不愿多说。会见后，朱可夫立即打电话向斯大林报告了会见的情况和对松冈洋右的印象。斯大林对这次会见很满意，最后他说：“日本政府同意签订中立条约了。”苏旧中立条约于1941年4月13日签订。条约为期5年。条约规定：“双方应维持两国问的和平友好关系，并且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条约指出，缔约一方成为第三国或第三国家集团的军事行动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应守中立。苏联政府知道，苏日中立条约能减少日本进攻苏联并迫使它两线作战的危险，但不能完全保证法西斯德国的盟国——日本军国主义遵守所签订的条约。因此，在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不得不在远东保持大量的兵力。

　　由于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这个条约使苏联赢得了一些喘息时间。

　　虽然在1941年的头几个月里，苏德在形式上还保持着正常关系，但却日益紧张起来。3月，保加利亚加入了轴心国，南斯拉夫也同意加入。然而，3月27日，在南斯拉夫爆发了反对亲德政策的暴动，结果成立了以西莫维奇将军为首的新政府。斯大林不失时机地同南斯拉夫的新政权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可是当德国军队侵入南斯拉夫、无情轰炸贝尔格莱德的时候，斯大林却无能为力。

　　面对日益紧张的局势，5月5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向几百名刚从军事学院毕业的年轻军官发表了重要的讲话。他强调了红军建设中实现现代化和更新装备的重要性。他提醒他们说，局势很严重，不能排除德国在不久的将来发动进攻的可能性。他坦率地告诉他们，红军还不够强大，还不能轻而易举地粉碎德军，红军仍然缺少现代化的坦克、飞机和其他装备，红军的官兵们仍在训练的过程中。苏联政府正努力通过外交和其他办法把德国人拖到秋季，冬天的到来会把德国人的进攻推迟到1942年。如果苏联的策略获得成功，那么同纳粹德国的战争几乎必然会在1942年发生，但这就会赢得几个月的宝贵时间。“从现在起到8月份”是最危险的一段时间。

　　这次会议之后，苏联有意做出“亲善”的外交姿态，继续煞费昔心地设法防止任何像是挑衅的行动。1941年6月14日，苏联塔斯社授权发表了一项只能是麻痹自己的声明，进一步强调了同德国的“友好关系”，说德国“和苏联一样坚定不移地格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条款”，并且否认从伦敦散布出来“两国在近期会爆发战争的谣言”。柏林方面对这些姿态置若罔闻。希特勒已经下定决心实施他的“巴巴罗萨”作战计划。在入侵苏联的前一天晚上，希特勒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关于消灭俄罗斯的计划》的密信。他在信中写道：“当我作出了这一决定后，内心感到我又获得了自由。”在这些日子里，克里姆林宫的空气异常紧张，斯大林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他清楚地知道，同法西斯德国这样一个有经验的强大敌人作战，将给苏联人民带来多么深重的灾难，所以他竭尽全力争取时间，加强战备，尽量防止战争在1941年爆发。但是能否获得成功，他没有把握。这时，各种各样的相互矛盾的情报和谣传送到他面前。德国的参谋长于1941年2月15日发布了一项“用假情报迷惑敌人的特别训令”，以掩盖“巴巴罗萨”作战计划。传出的假情报说，“德国军队在东线的调动，原属于历史上最大的迷惑演习，旨在分散人们对入侵英国的最后准备工作的注意。”毫无疑问，斯大林也受到了这种假情报的影响。他不相信希特勒会孤注一掷，背离惮斯麦的东方政策的传统，即“要求德国在西方进行战事时，应该避免对俄国的战争”。

　　1941年4月初，丘吉尔给斯大林发来一份亲启电报，提醒他注意德国军队的调动和德国即将向苏联发动进攻。此后，英国方面于6月18日向苏联驻伦敦大使发出紧急警报。苏联驻柏林大使馆的报告以及苏联在日本的杰出的情报人员理查德·佐尔格的报告，都提到了德国入侵苏联的确切日期。斯大林对这些报告均持怀疑态度。他仍然极不信任英国。他既不信任张伯伦，也不相信丘吉尔。在外国武装干涉期间，丘吉尔对苏联的所作所为，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斯大林认为，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政府正竭尽全力怂恿德国对苏联作战，认为他们正处在严重军事形势之下，为了避免本身覆灭，非常希望德国进攻苏联。尤其是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赫斯于1941年5月11日飞往苏格兰，这更加剧了斯大林对英国秘密外交活动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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