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捭阖-斯大林(29)

二九

　　1920年他指挥高加索方面军打败了邓尼金的部队。他使红军充满活力，他是红军力量日益强大的象征。作为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和功勋卓著的将领，作为红色革命政权的忠诚保卫者，图哈切夫斯基享有广泛的声誉。除掉总参谋部这位强有力的领导，犹如推倒了一棵大树，加上大批高级和中级军官被整肃，在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存在着严重的纪律松弛倾向，致使卫国战争初期，苏军防务和指挥陷入极度混乱，遭受了不应有的严重损失。

　　然而，在监狱中幸存下来的军官，他们虽然受尽折磨，但总算挣扎着活下来了，在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中，他们英勇地为祖国而战。有的光荣战死，有的为祖国立了大功，像罗科索夫斯基、戈尔巴托大、波德拉斯等人就是这方面的光荣代表。

　　斯大林发动的这场肃反运动，不仅给全党全国带来了巨大灾难，而且给他的家庭和亲属也带来了莫大的不幸。1932年11月18日，斯大林的妻子纳佳在和他发生了一场口角后，当天夜里就用一支小左轮手枪自杀了。这件事虽然是因为在招待会上饮酒问题引起的，但这件事的实质却反映了斯大林的妻子对他制定的某些政策及其粗暴行为的严重不满和抗议。当她听到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由于强迫命令许多人被拉出去枪毙，不少人被迫害致死；在联共中央，她所尊敬的斯大林过去的战友——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由于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路线和她的丈夫持有不同意见而在挨整时，她再也不能忍耐下去了，因此采取了这种愤懑的激烈行动。

　　妻子的自杀，极大地震动了斯大林。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她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担心人们会说他是个严酷的、毫不体贴妻子的丈夫，竭力表明自己总是热爱和尊敬妻子的。他问他周围的人，难道他少陪她去几次戏院算是真正严重的问题吗？她竟然发出这样的怨言，这说明她是多么地不理解和不支持他的工作。

　　妻子的死对斯大林来说是一可怕的打击，使他的心灵变得如此空虚，以致失去了对同志、对朋友的信任。尤其是她留给丈夫的一张条子也伤害了他的感情，使他感到气愤。这张条子被立即毁掉了，但斯大林的女儿从看到过这张条子的人那里得知，条子上充满了对他个人以及对一些政治问题的申斥和指责。当时正是农村为使农民加入集体农庄而出现的强迫现象最严重的时候。她从同学和朋友中听到一些残酷无情的传说。她感到惊骇，就怪罪于他。

　　对斯大林来说，被他视为“最亲密和忠诚的朋友”的女人留下的这张最后的条子，是一次毁灭性的“背叛”。他悲愤欲绝。在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他走近棺木站了一会儿。突然用双手推开棺木，转身走了，他甚至没有去参加葬礼。斯大林认为她是作为一个反对他的持不同政见者离开他的。因此，他拒绝到新圣母公墓去看妻子的坟。

　　之后，为了减少精神上的痛苦，斯大林搬到了克里姆林宫的另一套房间去住，因为他不能忍受再住在曾和妻子同住过的那套房间里。坐落在祖巴洛沃的那座别墅，经常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他的孩子们仍然上那儿去。他却在附近的孔策沃新建了一幢房子，在以后的20年中他一直单身住在那里。但是他从未忘怀过她，在后来的岁月里，斯大林把纳佳在1929年春天和夏天心情愉快时拍的照片，放大后挂在他克里姆林宫的住宅和别墅的墙上。他往往难以忘怀地谈起她。妻子为什么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为什么不支持他进行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他试图理解这一切。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那娃，在和友人的通信中，对她的妈妈曾作过如下的回忆：

　　“我和妈妈的最后一次见面大概就是她逝世的前夜，不然就是她死前的一两天。她把我叫到她的房间里，叫我坐在她心爱的软榻上，久久地教导我应该作一个什么样的人，并且如何作人。她说：‘不要喝酒！永远不要喝酒！’这是她和父亲争吵的回声。按着高加索的习惯，逢年过节总是让孩子喝点上等葡萄酒。在她的眼里，这就是学坏的开端，不会有好结果。大概她是对的，后来我哥哥瓦西里就死于酒精中毒。这一天我在她的软榻上坐了很久，由于我总是很难得见到妈妈，所以这最后一次十分清楚。”“妈妈是个非常内向的、自尊心很强的人。她情绪不好时，也从来不承认心里有什么事。她不喜欢谈她个人的事情。为此，外祖母和她的姐姐安娜姨妈常和她生气，因为她们都是非常外向的人，心直口快，想什么就说什么。”“问题在于母亲一直坚持她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她从不妥协。她自己属于革命的年轻一代，这一代是最初的五年计划的热情劳动者。他们是具有坚强信念的新生活的建设者，他们自己就是新的人，他们虔诚地相信革命把人们从市侩习气和旧社会的罪恶中解放出来的新的理想。她用革命理想主义的全部力量相信这一切，而她周围的人也用自己的行动证实了她的信念。在这些人中间，我父亲曾是她心目中新人的最高典范。一个年轻的中学生就是这样看他的；他是一个刚从西伯利亚归来的‘百折不挠的革命者’，是她父母的朋友。对她来说，在很长时间内，父亲在她心中就是这样的人；但并非永远如此……”“我的保姆告诉我，说在我母亲死前不久，她十分忧郁，脾气也不好。

　　这时有一位她中学时期的女友去看她，她们就坐在我的儿童室里谈话，我的保姆曾听到她说：‘一切都烦恼极了’，‘一切都讨厌死了’，‘没有一件高兴的事’……不幸的是，1932年的秋天，一个亲人都不在莫斯科，巴维尔舅舅和斯瓦尼泽全家远在柏林；安娜·谢尔盖那芙娜舅妈和她的丈夫在哈尔科夫，外祖父在索契。这时妈妈从工学院刚刚毕业，身体也过于疲倦。

　　“她的神经本来就有毛病，完全不能喝酒；酒对她的身体很有害，因此不爱喝酒，而且当大家喝酒时她就非常害怕。父亲曾对我讲过：有一次妈妈从工学院参加晚会回来，她喝了一点酒就完全病倒了，两臂都痉挛了。父亲扶她睡下，安慰了她，于是妈妈说：‘你还是有点爱我！……’这是他在战前亲自对我说的。在他死前的最后几年，他越来越常回忆起妈妈，并且一直在寻找致妈妈于死命的‘罪魁祸首’是谁、是什么？

　　“如果说当时父亲都不了解妈妈，那么在事隔20年之后，他已经完全不能理解她，而且也忘记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幸好他现在谈起妈妈的时候，态度缓和了些，甚至有些怜悯她，提起自杀的事也不责怪她了……

　　“那个时候，常有开枪自杀的事。托洛茨基主义已经埋葬，开始了集体化，反对派的派系斗争分裂了党……我想这一切都不能不对妈妈的思想有所影响，因为她这个人十分敏感，容易冲动。阿利卢耶夫全家的人，为人行事都很有分寸，有些神经质，生性谨慎。这是一种演员的性格，而不是政治家的性格。普希金说过：

　　‘不能把一匹战马和一只战战兢兢的鹿套在一辆车上。’”纳佳死后，斯大林的心灵受到严重的创伤。他对旁人的不信任感加深了，思想上好像蒙上了一层阴影，同亲属和朋友的关系疏远了。他相信一切现行的或潜在的反对派必须根除和摧毁。他的猜忌、独裁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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