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捭阖-斯大林(23)

二三

　　1922年，斯大林又被指派草拟宪法，通过这部宪法俄国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列宁看到并同意了的原草案中，中央政府的权力仅限于国防、外交、对外贸易、铁路和交通。包括政治警察在内的治安工作是放在地方政府权限之下的。在那一年的年尾，斯大林被派到格鲁吉亚去同强大的反对派进行斗争，并且运用政治警察把反对派监禁起来。列宁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并口授了一些记录，指出斯大林应对格鲁吉亚的过火行为“负政治责任”。并建议代表大会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让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务。

　　列宁在写给党代表大会的信中说过：“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他又说：“斯大林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②

　　当1923年4月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列宁因病未能出席大会向斯大林提出非难。在那次大会上有两件事显示了斯大林的力量和做法。他在代表党中央做报告时，说明党正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获得控制地位。共产党员的比例在地方工会干部中已从27％增加到57％，在军官中从16％增加到24％。一切组织都逐渐处在党的控制和绝对领导之下。第二件事是斯大林对于一个要求在党内有更多讨论自由的批评者的回答。斯大林说：“党不是辩论会。俄国正处在帝国主义豺狼的包围之中，而在两万个党的基层组织中讨论一切重要问题，就会把我们手中的牌都摊在敌人面前。”这次大会，斯大林在每一个问题上都取得了胜利。大会以后，持不同政见者聚众闹事时，就遭到政治警察的逮捕。每当“民主自由”与国家安全的概念之间发生冲突时，他总是选择安全，将安全列于自由之先。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时，斯大林主持丧礼，他在执佛者中处于突出的地位。尽管有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即后来所谓列宁“遗嘱”，斯大林却有许多理由把自己看成是列宁的最忠实的学生和当然的继承者。他已经是一个有着20多年党龄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时期的历届中央委员，并曾在6个暴风雨般的革命年头中直接在列宁手下工作。特别是在十月革命和外国武装干涉最严重的岁月里，立下了无人比拟的卓越功勋。论党龄，论功绩，斯大林都是佼佼者。关于列宁那次对他“过人行为”的批评，很容易看成是由于列宁患病而产生的误会，如果列宁康复了的话，这是可以弄清楚的。而所有其他的领导人都曾和列宁发生过更严重的冲突。托洛茨基曾多年反对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时刻公开反对起义，并在非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报》上泄露了党中央关于起义的机密。列宁都原谅了他们。同这些人对列宁所负的罪过比较起来，斯大林的过失在他自己看来，很可能算是微不足道的。

　　在以后的几年中，斯大林在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性决策中，他逐个击败了党内的反对派，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每一个反对者都斥责过斯大林“专制”，可是每一次斯大林都设法掌握了政治局中的多数，同时通过种种手法，得到广泛的群众支持。然而，随着每一个反对者的失败，提出不同政见的权利愈来愈受到排斥。到了1927年12月，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宣称，“附和反对派是与党籍不相容的”。在每一次胜利之后，斯大林都向被击败的反对者伸出手去，如果他们承认了错误就把他们接纳回来，重新分配工作。当托洛茨基表明决不退让时，斯大林就建议驱逐他，把他从俄国赶了出去。

　　据当时生活在苏联的美国作家斯特朗说，在列宁逝世以后的最初那些年月里，斯大林待人是谦虚的，直爽的，朴实的。他对问题的分析异常明确。

　　当年，斯特朗在苏联创办了英文的《莫斯科新闻》报纸，后来同她的苏联同事发生了恼人的纠纷，以致她要辞职，甚至在失望之余想要离开苏联了。经一个朋友的劝告，她向斯大林提出了申诉。斯大林的办公室打来电话，要她“到这里来同几位负责同志谈谈问题”。当她发现自己是在同斯大林、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以及她所控诉的那些人坐在一张桌前时，她简直发呆了。

　　小型的政治局、全体苏联的指导委员会在处理她的申诉呢！

　　斯大林先问她是否能听懂用俄语进行的讨论，从而消除了她的紧张。接着他提出一个问题，让大家发言。他随便坐在一旁，听别人讲话。起初，斯特朗感到失望，因为他那样没有威仪。后来，她才意识到斯大林正是用偶然插一句话，提一个问题，或者着重地重复别人的话来引导讨论的进行，并使它不离开主题。当他把所有的看法都引出来了以后，斯特朗开始对她所控诉的那些人产生了谅解之意。她曾想辞职，一走了事。可是当斯大林重复问道：

　　“这就是全部吗？你在其他方面很满意吗？”“我内心潜在的愿望苏醒了，”斯特朗说：“我发现我所真正要求的乃是一张更大、更好的报纸，而有了已经达到的新的谅解，这件事现在看来已是可能的了。”从那时起，斯特朗就把斯大林看作她所遇到过的最善于主持会议的人。他能够“以达到天才程度的速度把各种不同的意见引向和谐，并且在许多不同的意见中间指出正确的道路，从而唤醒和鼓舞要求行动的愿望。”斯特朗后来在《斯大林时代》一书中写道：“我住在苏联的所有那些年月里，从来没有听苏联人谈到过‘斯大林的决定’或者‘斯大林的命令’，而总是谈到集体作出的‘行政的命令’或者‘党的路线’。当谈到斯大林时，他们称颂他的‘明确’，他的‘分析’。原因是，他不是一个人在想，而是同科学院的智囊团、企业和工会的负责人一起商量而思想的。即使到了后来，当人们过度地把他神化了的时候，他们也不是把他称为‘伟大的统治者’，而是把他称为‘伟大的导师’，革命道路的领导人。”

　　1929年12月21日，全国庆祝斯大林50寿辰，盛况空前。报纸竞相发表颂扬的文章。克里姆林宫的墙上挂满了巨幅画像。每个城镇的广场上和公共建筑物内到处是斯大林的全身塑像和半身塑像。全国各地的党组织、工厂、集体农庄以及一批一批的人向他发出了效忠信。“斯大林是当代的列宁”的口号出现在各种旗帜上，响彻各种集会。斯大林的名字被用来命名城市和乡镇，帕米尔的最高峰被命名为斯大林峰。他的名字和肖像成了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各种各样的崇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表达了群众对党和领袖的崇敬和热爱。但是，一旦这种崇拜取得势头，他能否煞住车就很难讲了。在某种程度上，他已成为他自己权力和地位的俘虏。

　　斯大林尽力同党和政府的各个部门保持着直接的联系。从他生涯的早期开始，他就养成了一种通宵工作、白天打几次短盹的习惯。他长时间地呆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夏天一有空闲，他就到离莫斯科不远的祖巴洛沃的别墅去。这是他和妻子、孩子们以及亲戚朋友们生活的家，就是在此时此刻，他才像一个轻松的家庭成员。

　　根据斯大林的女儿所说的一鳞半爪的情况，这幢房子具有温暖而又活跃的气氛。那里有保姆、家庭教师，亲戚朋友一大帮，热热闹闹、和和睦睦。

　　斯大林的妻子纳佳的父母和姐姐也住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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