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捭阖-斯大林(2)

二

　　19世纪最后的25年间，由外资占主要地位的石油工业和采矿工业在南高加索迅速发展起来。“于是，”列宁当时写道，“俄国资本主义把高加索卷入了世界贸易范围，消除了它那些带地方性的特点，即旧时宗法闭塞状态的遗迹，而为自己的工厂创立了市场。这个区域在资本主义侵入初期，人口尚属稀少，其土著山民本与世界经济隔绝，甚至是与历史无关的，而现在这里却已经是石油企业家、酒业商人、小麦厂主和烟草厂主麇集之区了。”自从高加索有了铁路和出现了第一批工厂，工人阶级也跟着出现了。尤其是石油出产丰富的巴库发展得非常迅速，竟成了高加索工业和无产阶级的巨大中心。

　　19世纪90年代，流放到南高加索的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就在此地开展革命工作。于是，在南高加索一带便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当时，第比利斯神学院是在青年中间培植各种解放运动思想的苗圃，其中既有民粹民族主义思想，又有马克思国际主义思想。这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秘密小组。

　　神学院里所厉行的阴险毒辣的校规，引起了斯大林的激烈反抗，助长和加强了他的革命情绪。

　　约瑟夫·斯大林被录取时，第比利斯神学院已经变成一个反对俄国当局的中心。

　　1885年，一个名叫西尔韦斯特·季布拉泽的学生，由于袭击了曾说过格鲁吉亚语是“狗语”的院长丘杰茨基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次年，丘杰茨基被另一个学生暗杀了。

　　1890年3月，学生举行为期一周的罢课。警察关闭了学院，87名学生被开除。

　　斯大林入学时，神学院院长是个俄国修道士，名叫格尔莫格尼斯，学监阿巴希泽是格鲁吉亚人，一心想得到俄国当局的提拔，害怕学生的造反精神。

　　他们对学生严加管制，时时刻刻盯着学生，探听学生的活动情况，经常检查宿舍。学校变成了一座大监狱。早晨7点全体学生集中到礼拜堂做长时间的东正教祈祷。白天，上课和祈祷交替进行。学生只有得到特殊允许才可以在课后外出两个小时，但必须在下午5点校门关闭以前返校。校纪森严。学生一个小过失就要受到在地下室的一间小黑屋子里关禁闭的处分。修道士的迫害，低劣的饭食，以及缺少新鲜空气和运动，使不少学生身心健康受到损害。

　　这套反动校规，引起了斯大林强烈的愤恨。

　　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理，这个时期斯大林读书的范围更加广泛了。他读的作品不仅有格鲁吉亚诗歌，也有俄罗斯和西方的经典著作。果戈里、谢德林、契河夫和托尔斯泰都是他喜欢的俄罗斯作家。他阅读巴尔扎克、雨果、萨克雷作品的译本，萨克雷的《名利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爱看历史、经济和生物学方面的书籍。在他阅读的书籍中，对他思想影响较大的有达尔文的《人类的起源》，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巴克尔的《英格兰文明史》，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勒图努的《民族文学发展史》和门捷列夫的《化学》等。对一个年轻的神学院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大胆的读书活动。这些书籍使斯大林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

　　当一位同学提到上帝时，斯大林就打断他的话说：“你知道，他们在欺骗我们。根本没有什么上帝，我借一本书给你读一读，它会告诉你，这个世界和一切生物与你想象的有很大不同，关于上帝的话全是胡说八道。”斯大林除了对启迪思想的政治书籍感兴趣外，还对民间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格鲁吉亚历史上充满了传奇故事，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约瑟夫被格鲁吉亚传奇英雄们迷住了。他读了肖泰·鲁斯塔维里的名著《豹皮武士》，但是给他印象最深的则是卡兹别吉写的绿林好汉柯巴的故事。他用“柯巴”作自己的绰号；后来这个绰号干脆成了他经常使用的名字，直到1910年前后，他开始自称柯巴·斯大林，最后才改为约瑟夫·斯大林。

　　斯大林感情奔放，在激情之下也写过一些诗文。

　　1893年下半年发表过五首诗，次年发表了第六首。这些诗带有浪漫色彩，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他有一首诗是纪念格鲁吉亚著名诗人拉斐尔·叶里斯塔维的。他在诗中表现出对祖国强烈的爱。另一首特别引人注目的诗名叫《致月亮》，这是一首热情奔放的抒情诗，歌颂为反抗外国压迫者而牺牲的格鲁吉亚烈士们。

　　对约瑟夫·斯大林来说，这个时期，他虽然失去了对东正教的信仰，但在纷乱的政治派别中，他还不知道选择什么样的生活道路。萨沙·楚鲁吉泽和拉多·凯茨霍维利的年纪都大于约瑟夫，他们才华超群，这个时期对他的影响最大。他们是19世纪末叶俄国涌现出来的一批出类拔荤的革命青年。这些人勇敢，富于理想，事业心强，他们极端仇视旧社会，强烈主张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

　　楚鲁吉泽出身于皇族家庭，是个有文学才干的知识分子。他投身革命事业，用格鲁吉亚文为《沟》和《伊比利亚》这两家大型刊物撰稿，大力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

　　1905年6月他患肺病去世。当时所有的格鲁吉亚革命者都参加了他的葬礼，结果变成了一次群众性的游行示威。约瑟夫把楚鲁吉泽的文章收集成册，于1927年出版，作为对朋友的悼念。拉多·凯茨霍维利的性格与楚鲁吉泽大不相同。楚鲁吉泽是个热情奔放的知识分子，而凯茨霍维利是个不知疲倦、富有事业心的实干家。凯茨霍维利也在哥里教会学校和第比利斯神学院上过学，然后开始了革命生涯。1893年12月神学院发生的轰动一时的罢课之后，他到了基辅，在那里被捕，坐了3个月的牢，出狱后一直受到警察的监视。

　　1897年，他回到第比利斯，以巨大的热情从事革命地下工作。这两位年轻的革命者激发了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从而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斯大林在1931年与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谈话中说道：“我参加革命运动是从15岁起，当时我和居住在南高加索的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成立的一些秘密小组发生了联系。这些小组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引起了我读马克思主义秘密刊物的兴趣。”路德维希问道：“是什么力量把你推向了反抗的方面呢？是因为双亲的虐待吗？”斯大林回答说：“不是的。我的父母是没有学问的人，但他们对我却非常好。是另外一回事，是我当时在那里求学的那个神学院的反动校规，和贫富不均、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使我成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真正革命学说的拥护者。”当时俄国已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年代。列宁已在彼得堡展开了革命活动。

　　1894年列宁发表了他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名著《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一光辉著作对俄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和阶级力量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无产阶级解放之路。这些马克思主义著作，激起了年轻的斯大林要求革命的愿望，他准备献身于革命，决心为争取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从资本家和地主的剥削压迫下解放出来而斗争。这些革命情绪反映在斯大林在神学院期间所写的诗篇里。斯大林在他的诗作中吐露了他对于从压迫和剥削中把劳动者解放出来的憧憬，相信人民必会起来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而且一定会胜利。

　　1896年至1898年，斯大林成了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领导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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