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列夫斯基(78)

七八

　　◎第十八章　远东苏军总司令

　　对德胜利凯旋日，对日作战运筹时；
　　受命独身担大任，远东战事赖以之。

　　1945年4月27日，也就是当东普鲁士战役胜利结束后的第二天，华西列夫斯基就奉最高统帅部命令离开了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他知道，这次调离后等待他的将是更重大的使命，即由西线转赴东线，奔赴远东领导和指挥最高统帅拟议之中的未来对日作战。

　　2月17日，早在雅尔塔会议刚刚结束、他到斯大林那里去汇报工作、并被委派到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前线领导进军普鲁士的伟大战斗的时候，斯大林就曾告诉他说，在德国投降2—3个月后，苏联政府为承担反法西斯盟国的义务，将在远东地区展开大规模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作战行动，并建议派他前去领导和指挥这次意义重大的远东战事。当时，斯大林还指示他说，最好由他在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和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中挑选出若干个精锐的集团军，以便届时派赴远东战区，作为对日作战的苏军远东部队的尖刀。

　　“4月27日，我开始着手制定对日作战计划。”华西列夫斯基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到这时候，他才终于明白了当初他提出辞去总参谋长职务后为什么斯大林把他列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成员之一。显然，在最高统帅的心目中，他和朱可夫仍是最得信任和赏识的军事统帅，最高统帅仍是把他们俩人视作自己的左膀右臂一样。因为，当时朱可夫元帅已经被派赴到最重要的柏林方向去了，那么这个与之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远东方向便非他莫属了。

　　其实，早在雅尔塔三国首脑会议之前，斯大林就曾指示华西列夫斯基和他的第一副手安东诺夫，要求他们考虑究竟采用什么办法才能缩短即将进行的对日作战的准备时限问题，只是那时他还没有想到要派他去领导和指挥这次绝对重要的战事罢了。他当时只是认为，这不过是他作为总参谋部的主要领导人的分内之事而已。

　　现在，对苏联决定参加对日作战问题略微作些追述和说明。

　　如果把事件的源头追溯到1904年前后在中国东北大地上演出的那场骇人听闻的日俄大战，也许有些读者会觉得离题太远了，或者会认为那些年代的事情对后来的事件并不具有什么重要的背景意义：因为那是帝俄时代的俄日争夺，沙俄也是奉行扩张主义的封建军事帝国；而1945年的事件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支援中国抗日或履行盟国反法西斯义务的举措。因此这些还是不搅在一起的好，等等。

　　但是，在这里有必要提醒或提示给大家：这是历史，是不但根本扯不断而且还紧密地缠绕、连结在一起的历史！此外，尤其是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每一个民族或国家在处理各种国际事务中，都首先要参照并顾及过往的那些似乎已经沉睡了许久的历史及历史的联系；同样，每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领袖人物都不会轻易地割断他们的历史脐带，或者是自觉的和有意识的，或者是不自觉的和下意识的。要知道，就像人的感情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要接受理智的驾驭一样，这种民族或国家间的历史情结也会冲破意识形态的束缚或阻滞。更何况，在许多时候还往往有着更为重要的国家或民族的实际利益在背后作着强大的驱动呢！

　　是的，这种解释确实有点儿抽象而且过于冗长，那么就说些具体而实际的吧。稍有一定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宽大办公室的墙上，挂的既不是马克思也不是列宁的肖像，而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些著名的统帅和将军们的巨幅肖像，如苏沃洛夫、库图佐夫等，甚至如我们已经介绍过的，许多著名战役和军功章也都是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的。当然，这倒不一定非要给予非议或厚非；但是，当斯大林在1945年2月雅尔塔密约中把掠取第三国——确切地说是中国——实际权益作为出兵对日作战的先决条件的时候，就不能不让我们和任何有正义感的人感到有些匪夷所思了。而且，这些问题如中东铁路、南库页岛、大连港国际化及租借旅顺作军事基地等，又都是经由1904年那场日俄战争的结果而引起来的。

　　可见，此役确为事之始因。

　　1904年春，为互相争夺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权利，沙俄和日本两伙强盗在关东大地上展开了厮杀。日军先是在旅顺口、盖县、辽阳至奉天一线大败俄军，随后又在对马海峡打得前来增援的俄波罗的海舰队全军覆灭。战后，日本遂夺取原来在沙俄控制之下的旅顺海军基地，中东路沈阳至大连一段（即所谓的南满铁路）、南库页岛及其附近岛屿等势力范围。这样，沙俄苦心经营的中国南满地区特权全部被迫无偿地转让给了日本。老牌沙俄帝国的侵略扩张政策终于败在了新锐强盗的“大陆政策”之下。这使俄国人大为光火，心痛急煞。由此，两国旧怨新仇交织一处，深埋心底。

　　1917年11月，列宁的新生社会主义苏维埃俄国出现后，日本出于意识形态和远东利益等多种因素，带头参与并策划了1920年前后的14国联合外部武装干涉。其实，对日本来说，干涉布尔什维主义是借口，真实动机和利害是实施蓄谋积久的侵略。1918年，日本即出兵西伯利亚并占领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1920年又占领了整个库页岛。后因苏俄军民奋力苦斗，才彻底击败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活动，日军也被迫于1922年10月撤出所占领的大部地区，其中包括库页岛北部。这样，日苏之间在远东及中国东北地区的实际利益又回到了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那样的基本状况。

　　此后，虽然1925年日本被迫承认苏联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但两国，尤其是日本却一直也没有放弃在远东地区与苏联的争夺。苏联政府也深感日本及其背后的美国是其在远东地区的实际威胁，遂于1929年8月下令成立特别远东军；1931年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后，苏联政府又决定建立远东海军。这是因为，日本内阁自1927年就制定了“北进”的侵苏政策，其军部也狂妄叫嚣从北部击败苏联。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将其关东军司令部移至其傀儡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苏联政府为阻止日本“北进”，争取时间加强经济建设，扩充实力，遂于1931年底向日本建议订立互不侵犯条约。结果，在时隔一年之后被日本以时机尚未成熟而拒绝。苏联遂感问题严重，乃于第二年5月加强了特别远东军实力及其防务。越二年，又改远东海军为太平洋舰队，增设外贝加尔军区。

　　1936年11月，日本勾结德国法西斯签订了“德日关于反共产国际协定”，同时还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秘密附属协定”。后者是一个旨在反苏的秘密军事协定，它规定：缔约一方受到苏联进攻或威胁时，另一方不得采取足以减轻苏联负担的一切措施；不经对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同苏联签订与本协定精神相违背的一切政治条约。至此，“东京—柏林”反苏反共轴心形成（次年意大利亦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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