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列夫斯基(5)

五

　　大约十来天后，这个营忽然接到立即开赴前线的命令。为了给它的一个补充连任命一名新连长，营长便把包括华西列夫斯基在内的军官集合在一起，请愿意赴前线的军官自动报名。华西列夫斯基想，一定会有许多人在他之前主动地举手的，尤其那些在预备营呆了很久的军官们会这样做。哪知道，尽管营长多次向“军官先生们”发出动员号召，却根本无人响应，连一个举手的也没有。大厅里仍然是一片寂静，甚至有些穿着笔挺的军官们竟完全是一副不管不顾的样子。

　　营长是一名老上校，显然年龄已经超过50岁。他很生气，大声地责备说：“你们是俄国皇帝陛下的军官！不应该只知白拿朝廷的俸禄，而不为国家的祸福担忧。现在国家有难，你们谁也不想去保卫祖国吗？”

　　结果还是沉默，大厅里更加寂静。

　　最后，老上校无奈地摇了摇头，又挥手叫来了副官。他指示副官用抽签的办法，立即从速选出一名连长来。

　　此时，华西列夫斯基也默默地站在这些军官的行列里，他为大厅里的全体军官感到耻辱。心想，我倒是很想立即到前线去，但此时怎好冒昧地毛遂自荐呢——毕竟自己仅仅是一名初出茅庐的年轻准尉，这距连长的军阶还差得很远，怎好自不量力地高攀此职呢？！他认为，大概其他的年轻准尉们也准是这样想的。然而，年纪大一些的军官们仍是无动于衷地站在那里，显然他们中仍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率队开赴前线。而副官正在忙于给每人制作预备抽取的纸签。

　　华西列夫斯基再也忍不住了，只见他跨前一步，礼毕，大声说道：

　　“报告营长，我是刚从阿列克谢耶夫军校毕业来此的准尉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虽然我的资历不够，但我愿意同另外的某个军官先生一道率领这支连队，立即奔赴指定的前线。报效祖国是我的义务和志愿，眼从命令则是我的天职。”

　　营长的脸上立即露出了笑容。他急步走过来，先拉住了青年准尉的双手，又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好样的！真是好小伙子！我感谢你的勇敢和忠诚。”

　　随后，又有一名年轻的准尉也主动地跨出队伍，表示愿与华西列夫斯基共同率领这个连队去前线。

　　这样，华西列夫斯基便成了这支补充连的代理连长。但是，随后命令又改变了：没有要求他们这支队伍直接开赴前线，而是由本地转到另一省区，并被编入了新的预备役部队。直到这年9月份，华西列夫斯基所率的这个连队才被派往前线，直接隶属于西南方面军第9集团军。嗣后，华西列夫斯基及他的连队被集团军司令部编入步兵第103师，在这里，他暂时出任连长。后来，他所在的这个连被派赴诺沃霍漂尔斯克第409团第1营，被编为该营第2连。

　　自此，华西列夫斯基便来到了战争的最前沿。在这里，他第一次受到战斗的洗礼。及至第一次炮火过后，他才真正弄清楚了什么是榴霰弹，什么是榴弹，以及什么是迫击炮的炮火。这时，他才真正而切实地感到，和平的生活已经远远地被留在后面。

　　此后，华西列夫斯基的职业军人生涯便真正开始了。

　　华西列夫斯基率领自己所在的连队参加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战斗，是在1915年12月中旬展开的。这是一次不成功的战役。当时，整个第9集团军所占领的防线都是极为不利的，它在霍亭城以西地区与奥匈帝国的第7集团军展开了阵地战。华西列夫斯基所在第1营及他指挥的第2连，被部署在团部所在地尔扎维涅茨村以西的阵地上。战壕给人的印象十分蹩脚，只有一些极普通的沟渠，没有胸墙，只是在两边乱七八糟地堆了些土，既无枪眼，也无遮弹檐，甚至连起码的伪装都没有。武器装备和弹药供应也都极差。士兵的枪多是用缴获的奥地利军队的步枪，子弹严重不足。俄制火炮虽然性能不错，但各种型号的炮弹都极为缺乏。

　　战斗打响后，华西列夫斯基所在的团曾在一周内反复不断地向霍亭以西的敌军正面阵地发起冲击，以求获得局部突破。但结果均未能达到战役国的，相反却带来了严重的指战员损失。到这年底，俄军虽把阵地向前推移了大约15俄里，但终究损兵折将，得不偿失。最后，该团不得不退出战斗，作为师的预备队在整个冬季里进行长时期的修整。

　　通过此役及随后的冬季修整，华西列夫斯基发现了旧俄军队的许多弊病。且不说最高统治者与高级指挥官同广大前线士兵之间存在的那种尖锐利益对立，即使在中下级指挥员和士兵之间，也存在严重的不协调现状。一方面是前线士兵纪律极差，斗志懈怠，有些则干脆遇机会便开小差；另一方面则是中下级军官以严酷和粗暴的方式对待士兵。如，第103师师长萨拉福夫将军就明确告诉下属，必须使士兵害怕班长的棍子胜过害怕敌人的子弹。显然，这完全是普鲁士式的军规教育。

　　华西列夫斯基对这种官兵关系不敢苟同，尤其在战争环境中，这样的官兵关系是不可思议的。他认为，慑于惩罚的服从是毫无用处的。一旦军队处于困难的作战条件下，这种服从就会消失得毫无踪影。他觉得，要想克敌制胜，光有服从是远远不够的。真正需要而又极其重要的应该是下属对指挥官的信任。自从进入阿列克谢耶夫军校以后，尤其是通过这段时间在实际战场上的耳闻目睹，华西列夫斯基越来越服膺了这样的观点：明智而有作为的军官，都应把自己同下属包括士兵的关系建立在尊重他们人格的基础之上。在他看来，俄国历史上从苏沃洛夫大元帅、库图佐夫元帅到十二月党人军官，以及俄国军官阶层中那些先进的陆军尉官，莫不如此然。

　　由于有了此种明确的认识，他便开始在自己所属的连队里试行新的教育和训练方法。开始，有的军官认为，他这样做是一种姑息纵容的先导手段。但随着一段时间的工作，辛勤的耕耘便逐步结出了果实。周围的非议也随之逐渐消失了。到1916年春，经过整整一冬的休整与训练，华西列夫斯基因治军有方被提升为第1连连长。紧接着，在全团性的大检查中，团长列昂节夫上校认为，华西列夫斯基领导下的第1连不论在训练、纪律，还是战斗力方面，都是团内的最优秀单位之一。列昂节夫上校在全团总评会上谈到华西列夫斯基时曾说：“我到过许多连队和团队，甚至我自己也有过率领一支基本连队的经历，但是像华西列夫斯基少尉这样，几乎从末与下属发生过纠纷的青年军官，确实是极为罕见的。”

　　关于这一点，华西列夫斯基本人也很引以骄傲和自豪，而且终生都未改变。因为，有些他当年领导下的下级军官直到四五十年后都还一直与他保持着密切联系，双方都对第一次大战中彼此和睦、融洽的上下级关系记忆犹新。有些人则到七八十岁仍对他这位当年的年轻上司保持着敬意。例如，1946年1月，当年诺沃霍漂尔斯克第409团l连的列兵基斯利钦科在写给他的信中说：“过了28年，你还没有忘记前线同一战壕里生死与共的战友……”1956年，住在芬兰的土尔库市的埃赫瓦尔特，特别写信给他追忆昔日战斗友情。信中写道：“今年秋天是基尔利巴巴高地战斗的40周年，你还记得曾经参加这次战斗的光荣的诺沃霍漂尔斯克第409团1连您指挥下的一名芬兰籍下级军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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