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科学怪杰：鲍林(149)

一四九

　　时间到了1974年年中，鲍林的声望和他开张不久的研究所的财务状况同时到达了最低点。也许是先前的麦卡锡时代在医学界留下了阴魂，原来安排鲍林对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学生作一次关于维生素Ｃ的报告无端地被取消了。原因在于，作为报告会发起者的一个当地的癌症学会，对邀请鲍林作报告的学生们说，他们将不会支付有关的费用。分校校长认为，任何校外团体都无权决定本校学生听讲的内容，因此，他用学校的钱支付了鲍林这次访问的费用。1974年，似乎是对鲍林作出的一个回答，美国为维生素Ｃ推荐的日摄入量从60毫克降低到45毫克。

　　这年春天，卡梅隆又有两篇关于用维生素Ｃ治疗癌症患者的论文，被美国的重要癌症刊物作退稿处理。主要的批评意见是，他没有同时作一次双盲试验，而且在测定其疗效时，用于对照组的类似病例是从医院病史档案中选来的——用医学上的行话来说，这是“历史性对照组”。他得到的结果还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因为他的大剂量药方仅用在晚期病人的身上，而晚期病人有可能死于心力衰竭或肾功能障碍，这种情况也许与维生素Ｃ无关，然而会严重干扰统计的结果。鲍林和爱娃在6月份乘飞机抵达莱汶谷医院，亲自考察了卡梅隆是怎样工作的，并且还帮助他修改了论文的手稿。鲍林从理论的角度强化了有关的论点，并且在手稿上加上了自己的名字，这就保证卡梅隆的发现能通过有关人员的审查，最后发表在《化学与生物学的相互影响》杂志上。

　　这至少是一件好事，鲍林的研究所也有其需要。他和鲁滨逊在向科研机构筹集资金用于维生素Ｃ与癌症问题的研究方面，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由此带来的财政危机已十分严重，他们不得不自己掏腰包来维持有关的活动。显然，是应当采取一些具体行动的时候了。

　　1974年7月，研究所的小型理事会决定作一些重大的变革。医学科学机构也许不会资助他们的工作了，但是还有一个资金的来源：社会公众。与医生相比，公众对鲍林关于维生素Ｃ的思想一直是比较支持的，他们可以直接呼吁公众向研究所捐款。事实上，各种各样负责癌症捐款的慈善机构这样做已有几十年了。如果募捐顺利的话，那么不但不必让研究所关门，而且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开设一所小型的诊所来进行直接的试验。为了充分利用研究所最重要的资产，他们将它改了名，从中删去了“分子矫正”这个词。一方面，因为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攻击而败坏了这个名称的声誉；另一方面，不管怎么说，使用这一个名称，对一些可能的捐款人毕竟需要作很多解释。从此以后，研究所的正式名称为：“莱纳斯·鲍林科学和医学研究所”——这一名称得到鲍林的认可，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在筹措资金问题上，将我的名字与研究所联系在一起，看来还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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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林对研究所的感情包含着多种的因素，一方面，为了使维生素Ｃ的研究走上正确的轨道，建立这么一个机构是完全必要的；在另外一些方面，这也的确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就职位而言，他是研究所所长，但他不喜欢行政事务性工作，因此对日常出现的一个个问题采取了放任不管的态度。“我不想在无谓的细节上浪费掉时间，”有一次他对一位采访的记者不无自豪地这样说。“而且，我认为，这也是生活中取得成功的一个秘诀。”他更喜欢将时间花费在旅行和谈论科学问题和维生素Ｃ的讲演上。他一直坚持对化学键和其他问题的研究，每年都要发表若干篇论文，余下的时间则是与爱娃一起度过的。

　　此时，他比过去更加关心爱娃了。几年来，爱娃的健康不时地成了他一块心病；她在1967年下半年曾遭受一次小中风——这是一场令人可怕的经历：午夜时分叫来一辆救护车将她送到圣地亚哥的医院。不过她很快就痊愈了——随后，在1972年，爱娃又接受了一次白内障切除的手术。在她眼睛生病期间，他俩在牧场度过了一段较长的时光。第二年，两人又一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了一次盼望已久的旅行。在此期间，他们访问了那里的公社，回国时带回了许多手工制作的工具，都是友好的农民送给他们的礼物。

　　鲍林一直在外旅行，又喜欢与妻子待在一起，再加上研究所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一切使鲁滨逊清楚地意识到，一定要找一个对研究所日常事务更加有直接兴趣的人来掌管工作了。对鲍林来说，研究所也许在自己的漫长生涯中是一种荣誉的标志；但是对鲁滨逊来说，研究所干系到自己长远的前程，因而一定要有效地办下去。“鲍林作为所长并未做任何事情，”鲁滨逊说道。“我对他已经完全失望了，然而我又不知道怎样鼓起勇气对他说明这一点，因为我一直非常敬重他。不过，有一天，我对他说，‘你瞧，干嘛您不干事？这使我们都感到很为难。’他看了我一眼，说，‘嗯，干嘛你不干？你当所长吧。’就这样，我成了研究所所长。”

　　这就是研究所办事的方式。1975年夏天，鲁滨逊当上了莱纳斯·鲍林科学和医学研究所所长兼经理，而鲍林木人则充当了一名普通理事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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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的事实证明，鲁滨逊也不是做这一工作合适的人选。鲍林继续东奔西走地作关于维生素的讲演，同时还接受了一些荣誉的称号——1975年秋天，福特总统在白宫给他颁发了国家科学勋章，这是几乎将近30年以前杜鲁门给他颁奖以来，他第一次接受以总统名义授予的官方承认的荣誉。鲁滨逊则劳累和奔波，力图为研究所找到稳定的财源。钞票就是不够用。研究所工作人员已经很少，但大家的薪金都一减再减，鲁滨逊和鲍林带头捐献了自己的一部分工资。到这一年年底，鲍林就完全不领工资了。

　　然而这并没有给工作人员带来多大的快慰，再加上鲁滨逊不善于行政事务的管理，形势也就雪上加霜了。鲁滨逊是一位优秀的实验师，擅长于撰写书面的报告和设计有关的实验，但在管理方面并不是内行。此外，就本质而言，他在筹集资金方面的能力并不强，因为他在与潜在的捐款人打交道时缺乏必要的耐心，而且在面对面交谈时，又没有鲍林那种说服对方的本领。他很快发现自己担任所长一点也不轻松，一半时间都花在来来去去的飞机上，身边总带着一只公文箱，向人家要钱，而不是将时间花在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上。“我是实验室里最出色的人，”他在回忆中说道，“然而我又不待在实验室里。”

　　对于理查德·希克斯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他是旧金山迪恩·威特股票经纪公司董事长的行政助理，浑身上下一副光亮时髦的打扮。最近他有了跳槽的打算，意向是医药卫生方面的工作。有一次，鲍林向迪恩·威特公司董事会谈论维生素与健康的关系，这也是希克斯第一次见到这位科学家。希克斯本人就热中于维生素Ｃ。1975年下半年，他与鲍林和鲁滨逊接触，提出了一个帮助他们筹资的方案。他说，他们可以开展一个直接邮寄的运动，他本人愿意出力，条件是，在他筹到的资金中，抽出15％作为对他的回报，他的职务是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这也是他对筹资能不能成功所作的估计。“他给人的印象非常好，他对企业界可谓是了如指掌，知道怎样观察和行动，他将会支付各方面的开支，15％的回报不算多，”鲁滨逊说道，“这样，我就可以回到实验室干我的事了。”希克斯在1976年3月1日就正式走马上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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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所在艰难的处境里挣扎，鲍林则继续为维生素Ｃ进行公开的战斗。《美国医学协会》杂志发表了一篇分析研究现状的文章，认为维生素Ｃ在防治感冒方面的效果非常小。鲍林则就加拿大新近所作的一次双盲试验指出了其中的缺点，同时也强调它的重要性——他用满意的口吻提到，进行这一研究的目的之一，原本是要否定他有关的思想——但事实表明，每天服用1克维生素Ｃ而患上感冒的人较少，患上感冒的程度也不那么严重。《现代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社论，责骂鲍林之类的科学家是“自欺欺人”，指责他们会首先提出一个未经证明的论点，然后要求他人证明这个论点是错误的。鲍林威胁要以诽谤他人名誉罪控告该刊，同时还为该刊起草了一份收回言论的声明，要求在杂志上刊登。这家杂志的社论的确走得太远了；编辑不得不正式道歉，说明自己未更认真地阅读鲍林的书，然后几乎一字不改地刊登了鲍林为他们草拟的收回言论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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