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科学怪杰：鲍林(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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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林感到很意外。的确，他从来就没有查阅过有关维生素Ｃ的文献，仅仅读了斯通写的几篇论文的摘录。于是，“在赫伯特这位老兄尖锐言辞的刺激下，”他开始像以往习惯的那样，一头钻进有关的科技杂志里，搜寻有关的资料。

　　与此同时，《小姐》杂志的一位作者与鲍林联系，征求他的意见，写一篇关于维生素Ｃ有益健康的文章。鲍林提供了自己观察到的一般性结果，认为“维生素Ｃ的最佳用量将有利于健康和智力的增进”。他还请读者阅读他用分子矫正法治疗精神病方面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1969年11月号《小姐》杂志上。文中的论点遭到哈佛大学营养学教授弗雷德里克·斯戴厄的反驳。斯戴厄说，鲍林“不是营养学权威”，目前尚无证据表明维生素Ｃ有助于普通感冒的预防；事实正相反，二十年前在明尼苏达大学对五千名学生进行过一次大规模调查，结果使人确信，维生素Ｃ对感冒根本就不起作用。

　　这可刺痛了鲍林。他很快找出了有关的研究资料，发现斯戴厄说明的事实是错误的。他所提到的1942年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一共调查了363名学生，在为期28周的时间里，有些学生服用的是安慰剂，有些学生则服用了过量的抗坏血酸。的确，论文作者在结语中提到，就上呼吸道感染而言，维生素Ｃ没有“重要的作用”。然而，鲍林对文中的数据作了更加严密的研究，发现作者的结论是错误的。尽管鲍林认为试验者给学生服用的剂量很小——平均每天只有180毫克，而鲍林现在讲的是要用3000毫克——这些研究者在事实上还是见到了作用：过量服用维生素Ｃ的学生中，感冒减少15％，而且其中患上感冒的人，与服用安慰剂的学生相比，其严重程度要轻30％。维生素Ｃ既不是预防药，更不是特效药，但根据鲍林的估计，它所产生的作用在统计学上是显著的。

　　鲍林发现，在维生素Ｃ与感冒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其他一些报告也有同样的情况——维生素Ｃ产生的某种功效未受到人们的重视。这是令人困惑不解的现象。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医生似乎一门心思企求找到一种特效药，因而对显示出来的部分功效就不感兴趣了。他们使用的剂量都比较低（在早期的研究中，一般只有150—250毫克——这虽比美国的日荐量高了好几倍，但比鲍林和斯通认为具有保护性的剂量却要低许多倍），而且他们希望寻找的是一种药效很强的物质。

　　鲍林认识到，问题就在于学者们的意图是让维生素Ｃ起到一种药品的作用。在检验药物疗效时，传统的做法是弄清楚药物剂量的微小改变能不能引起疗效的巨大差异，而剂量过大就可能产生致命的影响。一般的倾向是期望相对较小的剂量能带来重大的疗效。

　　但是，在鲍林眼里，维生素Ｃ只是一种营养品，并非是药物。在医学研究人员看到某种细微的疗效时，他认为理所当然地应当采用更大的剂量去作进一步研究。鲍林在查阅有关文献时，至少发现有一份报告，表明如果作下一步研究将会发生怎样的结果。1961年，一位名为李泽尔的瑞士学者对279名滑雪者作了一次试验，他给其中一半人每人每天服用1000毫克的维生素Ｃ——这是明尼苏达大学研究所用剂量的5倍多——另一半人则服用安慰剂。李泽尔发现，与服用安慰剂的滑雪者对照，服用抗坏血酸的滑雪者患上呼吸道感染的天数少了61％，而且患者的症状减轻了65％。

　　鲍林认为，这是有利于自己想法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佐证。将其绘成示意图，沿着基线标明维生素Ｃ的服用量，沿着边线标明对感冒的影响，那么，从明尼苏达研究的结果出发（较小剂量产生较小影响），就会有一条直线指向瑞士的研究结果（较大剂量产生较大的影响），鲍林还找到了另外一些论文，其结果与这种图形是完全吻合的。的确也有一些考察过的研究结果根本就看不出任何影响——鲍林估计这种情况是由研究本身的缺陷造成的，有些研究者所用的剂量太小，试验周期也太短，有些研究者则因为故意的失察或无意的盲目视而不见有关的结果——但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有那么一小批认真进行的临床研究支持鲍林和斯通关于维生素Ｃ和健康的一般性理论：服用的维生素越多，越接近越大剂量的标准，患病的概率就越小，即使患病，症状也越轻。鲍林查阅文献后得知，抗坏血酸对其他方面的一些疾病，如小儿麻痹症和癌症，也有良好的效果。不过，在文献中，有更多的实例涉及到普通感冒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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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春天，鲍林打算将自己的发现分之于众了。

　　他认为自己不能再等待。他心里想，有过硬的证据表明，这是一种价格便宜、容易买到的营养品，至少可以用来使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免生折磨过千百万人的一种疾病。再说，也许会带来比这更有意义的结果。鲍林曾经读到过一些资料，说是在冬天为大雪封闭的几个小村庄，村民们谁也不会生感冒，因为此时根本就不存在呼吸道病毒源。但是，当春天来临时，有客人造访，他们也把感冒带进了村庄，每个人都将是受害者。如果服用维生素Ｃ，许多人增强了抵御感冒的免疫力，那又将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世界上流行着两百多种感冒的病毒，它们复制自身的地方会减少很多；流行感冒的情况会缓解；感冒病毒的数量也会减少。“如果在世界范围内降低感冒的发病率，”鲍林心里想，“那么普通感冒也会像英伦三岛的天花一样彻底地消失。我可以预测，也许再过十年或二十年，世界上有些地方就能达到这一个目标。”广泛而又适当地应用维生素Ｃ，也许就意味着普通感冒的终结。

　　当然，这不但会大大减轻这个世界上人们承受的痛苦，而且也会使莱纳斯·鲍林的名声更响亮。鲍林已经是快到古稀之年的人了。他发现阿尔法螺旋并获得诺贝尔奖，从而在国际上出了名，从那时算起，差不多二十年过去了。此时，已有人开始谈论，因为他在镰状细胞上所做的工作，要不要给他颁发第三个诺贝尔奖，也就是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不过，这种说法并没有兑现。在这几年中，他的精力都投入政治了，而他近来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他已置身于科学发展的门外，成了一个历史性人物。

　　鲍林可不甘心做这样一个人。他不打算躺在徒有虚名的荣誉位置上，仅仅在一些礼仪性场合露露脸，让年轻人去摘取一顶顶桂冠，而没有他鲍林的份。他身体仍健壮有力，头脑仍机敏聪慧，他仍然是一名战士。分子矫正医学是他发挥雄心壮志的最新阵地。他主张为身体和大脑创造最佳的分子环境，至今尚无人能表明这一思想有什么不当之处。他发现了坏血病与维生素Ｃ之间的关系，表明人体大量摄入维生素Ｃ具有增进健康的作用。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将这些成果公之于众，不但有利于公众的健康，而且是用令人信服的实例证明他的一般理论是正确的。

　　1970年3月引日，他与长期来一直为他出版教材的弗里曼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正式出版一本关于普通感冒的小册子。这将是一本科普性读物，书中，他要通俗地介绍他的思想，沿着《不再有战争！》一书的思路，直接地向公众传授有关的知识，读者也许会从中得益。在接下去的两个月时间里，他把自己关在大苏尔牧场，潜心著述这本书。与此同时，他又草拟了一篇学术性更强的论文，准备将自己的发现向《科学》杂志投稿。

　　鲍林这本书的名字为《维生素Ｃ与普通感冒》。书中，他力求体现概念清晰、结构紧凑、通俗易懂的惯常风格，详细阐述了他研究有关文献资料得到的结果。全书综述了其他学者精心设计的五次试验，有关结果都证实了他的想法是正确的。文中还介绍了医生们多次用维生素Ｃ治疗感冒的经过，从中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据，表明大剂量服用维生素Ｃ是安全的。鲍林的书满怀信心地宣称，每天服用几克维生素Ｃ，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引起轻微的腹泻，这与药店里很容易买到的阿斯匹灵可能产生的毒性相比，应当说是非常安全的。这本书的其余部分总结了他关于分子矫正的设想，阐释了斯通关于进化的概念。许多篇幅用在个体的生化特征这一课题上，说明各人对维生素Ｃ和其他营养成分的需要量是很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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