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科学怪杰：鲍林(120)

一二〇

　　在关于禁止核试验的争论中，这是这两个引人注目的对手之间唯一的一次面对面辩论。“从那时起，我拒绝再次（与特勒）见面和辩论，因为我认为他辩论的手段不正当，”鲍林说。

　　鲍林试图通过报刊继续展开与特勒的斗争，但是，他很快发现，自己在这一阵地上也处于下风。特勒几乎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在诸如性活卿样的一些重要杂志上发表所写的文章，而鲍林的文章却遭到退稿的处理，理由是整个领域争议性太大，充满了含糊不清的概念。鲍林曾写过一篇短文投寄给《生活》杂志，批驳特勒的观点，结果被退回。在此之前，他已写过好几篇文章，许多畅销的杂志都拒绝刊登。他能够发表文章的唯一地方是《斯通周刊》。

　　他又尝试了另一条途径。新闻媒体可以拒他于门外，但要是出版一本书又怎么样？特勒的一部著作快要付梓了，书名为《我们的核未来》；鲍林想，他也可以写一本书，不但有助于抵消那本书可能产生的影响，而且也可以就特勒在《生活》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作一次全面公开的答复。1958年3月初，他废寝忘餐，奋笔疾书，整整花了两个星期，完成了厚厚一叠书稿，将他在前几年里了解到的有关核武器和放射性尘埃的知识，一无遗漏地作了精辟的论述。

　　这本书以《不再有战争！》为名问世了。这是一部集科普读物、政治论文和悲剧故事于一身的奇书。开头几章简易通俗，深入浅出，是鲍林教授开设讲座的讲义，阐述了原子裂变和聚变、放射性尘埃的生成、遗传变异与放射性之间的联系等内容。其中还不时地穿插了一些开人眼界的材料。例如，地球上30亿人身上一共有10万个基因——构成了人类的完整基因库——糅合在一起可以形成直径为二十五分之一英寸的一个球。不过，鲍林非常注意避免引用一些可能会引起争议的数据，将自己对遗传性受损所作的一切估计，力求用一种温和的字眼记录下来，并且对每种情况下如何推理和论证都作了精心的考虑。只是偶而在几个地方给特勒和原子能委员会戳几枪。特勒有一种说法，认为接受一点放射性也许对基因是有益的，鲍林在答复特勒的这种意见时，引述了霍尔丹①所作的比喻：我这台钟走时不准，是不是设想一下，对着它发射一颗子弹，这样做，有可能使它走得准一些，但可能性更要大得多的是，它完全停下来不走了。

　　①霍尔丹（John Burdon Sanderson Haldane，1892—1964），印度籍英国遗传学家、生物统计学家和生理学家，对种群遗传和进化研究有贡献，1957年移居印度，着有《遗传学的新途径》等。

　　书写到一半，作者的话锋一转，矛头直指特勒、斯特劳斯、原子能委员会和军备竞赛。“时下公众好像又得到了这样的印象，就是科学家对事实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鲍林写道，“我想，这种情况可以这样来解释，原子能委员会经常发表误导公众的声明。其中有许多声明是正确的，但让人得到的印象却是错误的；有时候，一些声明本身就是荒谬的。”然后，鲍林列举了许多误导公众的声明，并且一一进行了批驳。

　　特勒声称，放射性尘埃带来的危害，并不比一个人超重一盎司给健康造成的危险更严重。但是，鲍林质问：谁能说清楚超重一盎司给健康会造成多大的影响？鲍林说，特勒的说法是“滑稽可笑的”。原子能委员会发言人利比曾说过，丹佛这个地方的海拔较高，那里的人受到的辐射比较多，但尚无证据表明他们的癌症发病率比其他地方的人来得高。这种论调也是非常荒唐的，鲍林反驳道，因为目前的医学还不够精细，尚不能准确地预测癌症发病率上升的微小数字。利比还说过，“在美国，现在还找不到一例可用来证明，由于核试验造成放射性微小增加，某一个人受到了伤害或身体健康受到严重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这也许是准确无误的，鲍林写道，因为你无法断定放射性尘埃与任何一例癌症或新生儿缺陷之间有着因果的联系。但是，这会给人以虚假的印象，似乎一点危险也没有了，而在实际上，所有科学家都认为，包括利比本人也承认，放射性尘埃，说得轻一点，至少会导致遗传性缺陷略有增加的现象，况且对全体国民的健康还可能带来其他方面的危害。

　　这本书最后几页让读者缔听了原子科学紧急委员会的警世之言，这也是鲍林要求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一篇呼吁书。“‘不要杀戮’这一戒条难道对我们失去了意义？我们是否要将其解释为‘不要杀戮，但大规模杀戮还是可以的”，或者是‘不要杀戮，但国家领导人说可以时杀戮还是可以的’？”鲍林说，如今这个世道，道德沦丧、争权夺利、穷兵黩武等等现象已经屡见不鲜，只有道德回归才能拯救人类。鲍林写道：“但愿我们这个国家，美利坚合众国，能够在处理各种世界性事务时，首先把道德放在最为重要的位置上。”

　　当然，光有这一点还不够。即便美国在一夜之间正义就占了上风，而世界上其他地方却依然故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样实现和平呢？“我提议，解决世界上的大问题，也可以采用解决其他问题那样的方式，”鲍林写道，“关键在于锲而不舍的努力——和平的道路需要人们去探索。”他建议在美国内阁中确定一位负责和平事务的部长，并用军费开支的10％作为这方面的预算，这笔资金“可用于一项重大的国际性研究计划，召集科学家、经济学家、地理学家和其他方面的人才，用若干年时间，切实地探索一下解决世界上各类问题的方法，找到防止战争、维护和平的途经。”每一个国家都应建立探索和平的机构。可以通过联合国领导下的研究世界和平的组织，将这些机构联合起来，首先为签订禁止核试验条约那样一类国际性协议扫清必要的障碍，然后再进一步探索结束各国之间战争的方法。鲍林写道，更大更新的武器决不会给我们带来和平，只有国际法才能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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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鲍林撰写这本书的时候，六个月前进行的大型核试验产生的放射性尘埃开始在世界各地向地面散落。放射性污染恶化，人们的担心也随之加重。锶90的含量不断上升的新闻报道，又使公众舆论倒向鲍林这一边。几十个地方性抗议团体开始合并，成立了一个新的全国性组织，名为“健全核政策全国委员会”。在欧洲和日本，反对核武器的抗议活动风起云涌，迅速蔓延到各个角落。这些活动对各国政府施加了新的压力，要求采取具体的行动来对付放射性尘埃。

　　鲍林在完成这本书的手稿后，又开始思考采用新的方式促使核试验停止下来。通过请愿书和演说，鲍林已经成了反对核试验活动中国际上公认的领袖。他的通讯网络日益扩大，设想的方案也日益增多。森特一哲尔吉是一位匈牙利血统的美国人，维生素Ｃ的发现者，像鲍林一样，也是一位研究兴趣非常广泛的科学家，他致函鲍林，建议召开由美国、乌克兰和苏联等国科学院代表参加的一种科学界高峰会，讨论如何使这几个国家“陈旧过时”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现代化，并以此作为争取和平的第一步。鲍林热烈赞成这一个想法，并且很快就将其修改为成立“世界科学议会”的建议，从许多国家召集而来的代表将可以在一起，“研究如何调整世界的政治结构，使它与科学进步相适应”。

　　3月，森特一哲尔吉读到了一份用核武器装备美国潜艇的计划，他更加急切地感到有必要建立这一种科学议会。他写信给鲍林说：“谁也无法保证这些潜艇的指挥官一定是道德水准很高的人。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潜艇会沉入海底，待在那里一定会厌烦得要命，只好整天饮酒作乐。世界的命运就这样掌握在几十个唱得酩酊烂醉的人手里，其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点燃鞭炮，寻找一点刺激。”鲍林和森特一哲尔吉向国家科学院递交了召开世界大会的建议。

　　鲍林一直与罗素和其他有关的科学家保持着联系。这些科学家都是一些志同道合反对核武器的人，他们组成了一个结构松散的国际网络。作为罗素一爱因斯坦宣言的继续，这些活动家安排在1957年夏天召开首次由东西方各国科学家自主参加的世界性会议，讨论超越于各国自身利益而又共同关心的核武器问题。这一次会议——称为“普格瓦什会议”，这是以富有的实业家塞拉斯·伊顿开办的一家加拿大房地产公司所在地的名字命名的——后来证明是很有价值的，因此，罗素认为应当将其拓展成一系列会议。由于鲍林是罗素一爱因斯坦宣言最早的签字人之一，因而大家预料他会成为参加首次普格瓦什会议的二十名左右代表中的一个。但是，会议开始，他仍在欧洲访问，未能与会。不过，他在1958年会见过罗素和另外几个人，一道策划了在维也纳召开下一次普格瓦什会议。

　　鲍林继续频繁地在公众场合亮相。他与利比在爱德华德·穆罗主持的《今日观察》节目中唇枪舌战，并且还接受了多家电台记者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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