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科学怪杰：鲍林(107)

一〇七

　　霍比的高升给鲍林带来了直接的影响。1953年秋末的一天，他得到通知，其中没有任何详细的解释，他从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处取得的资助要停发——总数是6万美元，原本是用于对氧基聚明胶和蛋白质结构的研究。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处隶属于新设立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霍比是部长。鲍林对取消资助一事百思不得其解，因而打了一个电话到该部要求提供有关的内情。

　　最后，他与一位持同情态度的经理取得了联系，这位经理建议他重新申请，不过得换一种方式。他对鲍林说，不要用多位作者（其中也包括鲍林）的集体名义申请大笔资助，而是用这些研究人员个人的名义将项目分割成一个个细小的课题，各自提出资助的要求。鲍林尝试了一下，一个课题借用了坎贝尔的名义，另一个课题用的是科里的名字。这两个课题马上就得到了资助——与要求相比，不但时间更长，而且提供的资金也更多。但是，鲍林在用自己的名义提出申请时，就再也没有下文了。

　　显然，鲍林并不是唯一上了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黑名单的科学家。加州理工学院其他左翼学者的资助也被切断了，这就促使校方向华盛顿方面提出了警告：要是不采取某些措施，他们将起诉有关方面违反了合同。全国至少有40名科学家因为政治信仰而受到惩罚，他们从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处申请到的资助被取消；至于到底有多少人首次提出的申请被驳回，那就不得而知了。

　　鲍林竟然没有一下子看穿在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处采取的这些措施背后的真实原因，可见他在政治上是多么天真，他与加州理工学院校方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糟糕。后来，当他将那个机构的行为讲给比德尔听时，他才真正了解到事实的真相。比德尔盯着鲍林看了很长一会儿，然后对他说，这一切当然与政治有关。“难道您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比德尔问道。“他们就是不让您的名字出现在接受资助的名单上。”鲍林听到这话时，目瞪口呆了。他虽然对冷战的国内因素是一清二楚的，但是，堂堂的政府机关，本身的职责就是提供研究的资助，竟然也感染上了反共狂热症，这实在难以想象了。正如他后来所说：“你可以想见，我那时是多么幼稚呀！”

　　鲍林向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处申请的科研资助，一共拖了两年多时间，最后他终于收到了批准下发的通知——也就是在霍比辞职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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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鲍林仍然坚持不谈论有关政治的问题。要不要给他签发护照的事，现已演变为一二再三地上演的闹剧。他每一次提出申请，希普利都提议拒发，于是鲍林不得不再三提醒有关方面注意他动身的日期，时间一次比一次更紧急。经过接二连三的拖延，希普利的上司就会出面否定她的意见。鲍林则一面准备行装，一面耐心地等待。他的护照往往要在出发前的一两天才能拿到手。

　　1953年秋在帕萨迪纳开过那次有关蛋白质研究的大型研讨会以后几个星期，鲍林接到了一封邀请信，要他去以色列参加新的魏兹曼科学研究所的落成典礼。这是一次短期访问，他将在那里见到一个自己很感兴趣的新国度，并要在国王大卫宾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会见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里安和他的夫人。在访问之前，他又得重复那老一套的经历了。

　　但是，他这次中东之行却惊动了杜勒斯的国务院。那时，已任命了一位新的负责护照安全的官员，此人名叫司各脱·麦克利德，是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工，一名死硬派反共分子。这个人发现自己与希普利的看法完全一致。他们两个人一起开始更加严格地限制公民出游的权利。麦克利德与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参议员麦卡锡和联邦调查局都有电话通讯的联系，因此有条件从各方面来源了解鲍林的情况。麦克利德进行了布置，在鲍林访问以色列期间，将有陆军情报人员严密监视他的活动；一直到后来有报告称，鲍林并没有说什么非常不妥的话，对他的监视才放松了一些。

　　鲍林在11月初回国后没几天，又一次提出了远游世界的申请。这一次，他想带爱娃·海伦一起去印度待一段时间，因为他接到了该国政府的邀请，要他出席印度科学大会，作几个星期的科学讲演，并去孟买参加一个新建实验室的落成典型。他计划于12月中旬动身。鲍林急于想看一看印度，这个国家在尼赫鲁的领导下正在成为所谓的第三世界的领导者。第三世界是由一些既不与美国也不与苏联结盟的新兴国家组成的。鲍林从尼赫鲁身上看到了一条介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中间道路的希望。

　　至于国务院对印度也颇感兴趣，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不过看问题的态度就不那么积极了。根据政府的分析，印度正在向左转，脱离了西方的轨道。在这样的形势下，让鲍林这类持不同政见者到那里去访问，给美国抹黑，特别是考虑到他即将参加的会议另外还有六七名俄国科学家当主角，那就更不是一件好事了。因此，希普利提议拒发鲍林的护照，就得从新的角度加以认识了。

　　一直到12月初，鲍林还没有听到关于护照的任何音讯，他请求国家科学院院长戴特列夫·布隆克帮助。布隆克担心，要是政府再次拒发鲍林的护照，就会给全世界科学界带来不良的印象。于是，他与希普利会了一次面，进行了一次冷冰冰的交谈。希普利告诉他，印度是一个“敏感的地方”，对鲍林这次访问作出的任何决定，都要考虑到其他一些部门的意见，比方说，安全部门首脑麦克利德就是其中的一位。她说不清楚到底何时才能作出最后的决定。布隆克将这一消息电告鲍林时，提醒他注意，麦克利德是麦卡锡手下的一名干将。在布隆克的电话之后几个小时，国务院的一位官员就打电话告诉鲍林说，在他预定出发的日期之前，不会有任何决定。

　　鲍林感到非常愤怒，他直接给希普利挂了电话。他强压怒火，向她解释说，这次旅行纯粹是为了科学和观光，他绝对不会发表政治演说。作为回答，希普利反问道：建议赦免犯有原子弹间谍罪的人，他当作怎样的解释？鲍林对她讲，要是扣着他的护照不发，在公众中将会产生不良的后果。她告诉他，此事的决定权在上面的人手里。

　　这就超过惯常那种拖延的范围了。鲍林怎么也不敢想象，希普利的办公室会重犯1952年所犯的同样的错误，他们就不怕冒犯了世界科学界，竟然执迷不悟地剥夺他出外旅行的权利。况且，他一直约束着自己，切断了与共产党有关的组织的联系，放弃了进行政治演说的机会。不管怎么说，他的护照不应当遭到拒发的命运。

　　他和爱娃取消了安排在前面的几次约会，重新安排了动身的日期。他们打算迟一周出发，也就是23日。鲍林致函杜勒斯，主动提出到华盛顿走一趟，在圣诞节前的一个星期中找一个时间与他谈一次。结果无回音。他又一次写信，同时还调整了自己将要搭乘的航班。在信中他提到，他将在出发的那一天上午9点钟前往纽约护照办事处。同样，他也没有收到回信。

　　12月21日，鲍林乘飞机到达纽约，随身带着出外旅行3个月的行李。第二天上午，鲍林来到纽约护照办事处。他既没有领到护照，也没有得到解释。他怒气冲冲地回到了下榻的旅馆，拨通了杜勒斯办公室的电话。有人对他说，国务卿不能与他在电话里讲话。跟他谈话的是国务院科学顾问。他告诉鲍林，有关他的护照已作出最后的决定，至于具体的内容，他不能说。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也就是鲍林原定乘坐的航班起飞后两小时，国务院的一名代表打电话告诉他，已决定拒发他的护照。此人还对他说，对这一决定，他可以向护照申诉委员会提出书面的上诉。

　　鲍林已无意这样做。他与自己的律师商讨了一次——律师告诉他，29日将安排有国务院官员参加的一次听证会——鲍林和爱娃又乘飞机到了华盛顿。他曾设法与希普利会面，但没有成功。于是，他在海一阿达姆斯宾馆与爱娃·海伦一起过了一个没有欢乐的圣诞节。接下来就等待即将举行的听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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