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科学怪杰：鲍林(85)

八五

　　因此，他现在处于概率曲线左侧并没有关系。他仍然是一个有效的数据点。他有权表达任何他喜好的观点。至少对鲍林而言，这是一个科学事实。

　　这一认识激励着他。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动因激励他继续发表自己的观点。“大多数科学家停止不前了。我可以理解他们。我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人认为这一牺牲太大了。他们知道他们会失去工作。他们可能无法继续他们的科学研究。我也有同样的担忧，”他如此评论麦卡锡时代，“但是我将继续战斗，为了继续得到我妻子对我的敬意。”

　　＊＊＊

　　8月，鲍林收到伯克利学术会议代表寄给他的一封信，请他支持他们，反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校务委员会强迫他们作效忠宣誓。他们在信中写道：“一股恐惧、仇恨和疑虑的情绪已经蔓延到全校。学者们迫于生计，不得不默许一些他们知道将摧毁他们的职业和生活的真正意义的东西。”

　　鲍林的反应异常激烈。“加利福尼亚大学校务委员会先前引进的政治测试已经使学校受害不浅。这些测试限制了思想自由和对真理的探求，”他在一份公开声明中宣称。“除非校务委员会放弃他们早先的行动，加利福尼亚大学将无法重新恢复其卓越的地位。”他将自己的言论复印了一份送交学术会议，并附上一张便笺，建议校务委员会的成员——他们主要来自工业界、金融界和农业界——应该被一批“理解教育和学术的明智人士”所替代。伯克利学术会议保证报纸广泛地宣传了鲍林的观点。

　　过了十一个星期，1950年11月13日早晨，一个人走进了鲍林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办公室，交给他一张传票，传唤他到洛杉矶加州教育调查委员会出庭。鲍林将传票读了两遍，才看清出庭的时间就是当天上午十点半。传票终归是传票。鲍林取消了全天的活动，抓起茄克衫，朝自己的汽车走去。

　　鲍林以为自己大致了解将要发生什么。委员会一直在就效忠宣誓对公立学校的教师可能产生的影响举行听证会，作为著名的宣誓制度反对者，他推测委员会将自己召去是为了听他的专家证词。不期而至的传票有些不同寻常，但是他急切地希望让委员会了解自己的想法。他一边驾着林肯牌轿车驶向市中心，一边在头脑里整理自己的批评言论。

　　他不了解的是，这一委员会脱胎于特尼委员会，主席是特尼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法律顾问也是特尼委员会的律师。听证会的意图与其说是征询专家证词，不如说是搜寻赤色分子。

　　上午10时30分，鲍林走进了洛杉矶州政府大楼的大听证室。在宣誓讲真话之后，他坐了下来，对委员会发表他的开场陈词。鲍林真心实意地开始陈述：“我认为没有什么比通过合适的安全措施来维护国家安全更为重要的了……然而，在做到这一点的同时，必须维护我们的个人自由。”他解释了无视概率曲线两侧极端意见的危险，并陈述了他认为效忠宣誓是如何危险地迫使人们顺从。他说效忠宣誓并不能限制颠覆活动，因为真正的颠覆分子会签署誓言，而继续我行我素。鲍林现在改变了对共产党的看法，他和伯克利教师们一致同意，共产党员是狭隘的教条主义者，不应该继续教学。

　　鲍林作证说：“我认为如果涉及共产党活动的话，每一个参与者都应该引起当局的重视，并举行相应的听证会和审判，如果有证据表明当事人是共产党的话，就应该开除。我不认为效忠宣誓和共产党活动有什么关系……那些反对签名的人是那些坚持美国基本信仰的人，他们坚信我们必须维护民主，必须恪守先辈们进行独立战争时的精神。”最后，鲍林卖弄了一下自己的口才，将强迫教师在誓言上签字比作是俄国强迫科学家接受李森科学说，比作30年代纳粹对科学家的迫害。

　　接着委员会回到了正题。委员会的律师问鲍林是否在加州理工学院发现任何颠覆活动的迹象。鲍林回答说没有。律师提醒鲍林不要忘了西德尼·怀恩巴姆，他曾经雇佣的已被判刑的共产党员。鲍林对于听证会语气的改变非常吃惊，他说怀恩巴姆的罪状是伪证，而不是颠覆。“没有证据表明他对于这个国家有任何不忠，”他说。

　　在接下去的两个小时内，委员会盘问了鲍林对于共产主义的看法，问他如何能够忍受赤色分子将党派路线强加给无助的年轻人，以及为什么他不同意拯救孩子比正常的诉讼程序更为重要。最后，鲍林忍无可忍了：

　　多内利参议员：我认为许多加利福尼亚州的纳税人会觉得与其让孩子们在少不更事的时候潜移默化地接受教授们共产主义的教条，还不如取消一些高等教育。

　　鲍林：是的。您相信坚持民主的原则是错误的。

　　多内利参议员：不，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也不相信这样的事情。

　　鲍林：正确的决定基于对所有人的观点加以平均，而不排斥那些由于其意见和政治信仰受到压制的人的观点。

　　多内利参议员：一个人有一种思想，然后走上教师这一人们所信赖的岗位，这与您说的完全是另一码事。就像今天出庭的一位教授所说的，父母把他们在这世上最珍贵的东西——他们的子女托付给教师，而这些教师却偷偷摸摸地向这些孩子传授共产主义的教条。根本就没有人让他们教这些课程，我认为没有必要雇佣这样的教师。

　　鲍林：那好。如果您手上有任何这类教师的例子的话，为什么不把他们带到这儿来作证呢？

　　委员会担心斗不过这位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暂时休会吃午餐，让鲍林在下午两点钟再回来。

　　下午的听证会如同一场恶梦。委员会又回到了怀恩巴姆的问题上来：他什么时候开始为你工作的？谁推荐了他？你有没有调查过他的背景？为什么不？接着他们又转向鲍林自己的政治活动。手里握着特尼委员会的档案，主席开始逐一盘查鲍林值得怀疑的朋友。加州参议员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发现鲍林担任副主席的美国进步公民组织是受共产党控制的，他是否知晓这一点？你是否支持坎特伯雷红色教长？亨利·华莱士？艺术、科学和专业人士委吊会’你对共产党的策略有何感想？你对最近对共产党领导人的审判有何评论？鲍林耐心地回答了每一个问题。

　　接着在临近结束的时候，中心问题被提了出来。

　　律师：鲍林博士，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现在你是共产党员吗？

　　鲍林：嗯，这个问题听上去像是在询问我的政治信仰。当然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不过我想这是例行公事。

　　律师：是的，我想请您回答……

　　鲍林：我正在想着那些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个一个受到威胁的同事们——起初他们中许多人反对效忠宣誓，接着他们一个一个受到失业的威胁，被要求放弃他们作为一个美国善良公民的原则，放弃他们的信仰——我意识到这就是政治压力。最终坚守信仰的只剩下少数一些人，大约一百名左右，他们最后落得被开除的下场。当我想起他们的时候，我就会猜测我对于效忠宣誓的反对还能坚持多久。我不知道我能承受多大的压力。除非到了决断的时候，不然你永远也不知道自己会采取何种行动。我见过许多人，原先强烈地反对效忠宣誓，然而当他们看见如果不签字的话就会失业时还是签了字。现在我发现我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我觉得很难决定，仅仅是为了一条原则，是否值得无视可能带来的麻烦。然而，我觉得自己对于民主的认识没有错，我们只有捍卫民主才能拯救这个国家，因此我拒绝回答任何有关我的政治信仰和组织归属的问题。因此，我的回答是无可奉告。

　　委员会决定休会片刻以商量对策。鲍林面临着当时许多证人在国会委员会面前都曾遇到的三种选择：问答这一个问题；援引《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五条，用宪法来保护自己，以表明自己有不自证其罪的权利；坚持认为这一问题已超出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而拒绝回答。鲍林不想回答这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曾经使自己的一些朋友被送进监狱或受到内部流放的处罚。在委员会面前援引宪法修正案第五条也有一定的风险，因为一般人都认为这等于承认有罪，而且常常会导致证人被开除。于是，他选择了最后一种对策，也就是达尔顿·特朗勃和好莱坞十君子所采取的对策。然而这一方法也有其危险：拒绝回答一个立法委员会的问题会被套上蔑视法律机关的罪名。

　　续会之后，律师试图恐吓鲍林，提醒他说，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他最好还是回答这一个问题。鲍林见多识广，当然没有上当。他坚持不回答问题。如果委员会想要得到更多的东西，他们得传唤他。律师退了一步，又继续盘问。鲍林冷静、严密、清楚地回答了每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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