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科学怪杰：鲍林(69)

六九

　　于是，接下来的重要任务就是对科技界以外的人士进行教育，使他们认识原子弹带来的各种新问题，并让公众懂得，只有进行理智的思维才是正确处理原子弹问题的最好方法。帕萨迪纳讨论小组计划写一本书，目的是“指导科技界以外的有识人士认清当前形势，向他们解释问题的由来以及解决问题的出路”。书中将突出科学方法的重要性：“用科学武装起来的头脑能够抵御欺骗性宣传的侵袭，”并使人摆脱“狭隘和偏见，伪善和空想”，而这些人类缺陷正是战争的根源。书中还要强调对原子能实施国际监控的重要性。分配给鲍林写的那部分内容是，阐述实现世界和平的重要性，说明在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里，科学家可以自由创造出大量的新药和各种节省劳力的机械。他们还计划在书正式出版后，举办系列讲座以传播“和平的福音”。

　　科学家一旦从政治休眠中醒来，一旦意识到他们拥有共同的信念，他们就力图传播自己的思想以改造世界。原子弹这个科技罪恶的最高象征似乎为科学家提供了一个机遇，使他们能够宣传事物的另一个方面——科学思维带来的最高福祉。

　　然而可悲的是，他们完全脱离了当时的政治现实。就在科学家宣传共享原子技术秘密的时候，政府和军方却在对共产党的扩张主义感到忧心忡忡。奇怪的是，科学家对这个问题好像没有丝毫的担心。在这方面鲍林仍然是一个典型。鲍林并不是人民阵线那类组织的成员，他并未因经济大萧条而认为必须仿效苏联以拯救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但同时他也不认为共产主义是罪恶的化身。他认为苏联是击败希特勒的重要盟友，但又是一个内部纷争十分专制的国家；改造苏联的最好办法是向它大量灌输新思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期，鲍林与其他一些名人，例如爱因斯坦。麻省理工学院院长康普顿、古根海姆基金会的爱迪洛脱莱等人，一起参加了美苏友好全国委员会，这个组织致力于推进两国间的科技交流。“让我们展望这样的美好前景：大批美国科学家到苏联的实验室去讲学和工作，美国学生到苏联的大学去学习，而同等数量的苏联科学家和学生也来到美国，大家把各自最先进的东西教给对方，”鲍林在1943年致这一团体的科学代表大会的一封信中这么写道。然而鲍林设想的前景只能在和平环境中才能实现，而且这种和平必须建立在世界范围的全面合作和公开交流的基础之上，是科学家心目中的一种基于理性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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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林关于和平的设想未免失之天真。1945年初，他被提名参加由20名平民和20名高级军官组成的国家安全研究委员会，到首都华盛顿开会研讨战后世界局势。鲍林将此作为自己的莫大荣誉。他怀着急迫的心情出席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期望会议期间军民双方可以相互学习，取得重要成果。

　　然而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了使人不安的事态。加州理工学院火箭计划的负责人洛里岑向将军们建议，我们必须弄清战争是怎样爆发的，又怎样才能避免战争，委员会应该支持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军方对这项建议的反应是一阵难堪的沉默，他们中一位代表指出和平问题不属委员会的议事日程。鲍林站起来对洛里岑表示附议，他说：“主席先生，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我们现在就决”定将此问题排除出委员会的职责范围是很不明智的。”鲍林觉得自己的话很重要，因此当会议结束时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下了这句话。

　　很明显，军人和科学家的想法不一致，因此会议也没有取得任何重要的成果。双方的不同态度集中反映了指导思想的差异。在将军们的眼里，原子弹就是一种武器，它的研制由军方领导，其秘密由军方控制，其使用服务于军事目的。苏联红军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支军队，它决不会放弃从德国人手中解放出来的那些东欧国家。面对苏联的侵略，世界各国共享原子秘密是不可能的。世界也许正在走向另一场战争——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战，脱离这样的大背景认识原子弹的意义是愚蠢的。而在科学家的眼里，原子弹的威力是科学家应用新技术的一大成果，如果这一技术能够加以公开，并供各国共享，则将造福人类。他们通过讨论感到最不安的是，军方将继续单独控制原子弹及其相关技术，并继续对研究工作实施严格保密，这就彻底扼杀了共享技术、造福人类的任何可能性。

　　争执的舞台已经搭就，而争夺的对象是对原子技术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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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全国还在欢庆对日作战胜利的时候，脾气暴躁的格罗夫斯将军——军队工程部门的负责人，曾监管过五角大楼的建设以及曼哈顿计划的实施——却已着手为军方控制原子弹技术进行立法。他为国防部起草了一个精心构思的法案，其内容能满足军方和科技界双方的要求。法案建议成立一个包括军方人员在内的九人小组来管理原子能的开发工作，再由这个小组向一个常设的专职部长作出报告。表面看来，这个法案提供了一个军民共同控制原子能的组织机构，内容温和，因此获得了一大批有影响的科学家的支持，包括奥本海默、布什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的一些负责人以及参与曼哈顿计划的一些重要人物。这项以提案人的名字命名的海—约翰逊法案于1945年10月4日向议会提出。5天以后，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就在议会的军事委员会举行了简短而又敷衍了事的听证会。发言者众口一词，均持肯定态度。

　　某些当事方明显表现出来的急于通过梅—约翰逊法案的举动在科技界迅速引起了反响。各地的讨论小组纷纷指出，该法案仅由国防部一家起草，并获军方的完全支持。尽管支持者口头上赞成非军方控制，而根据法案，陆海军完全可以、甚至能更加容易地对拟议中的九人小组实施有效控制，而且看起来格罗夫斯本人已瞄准了部长这一职务。不过过了几个星期，各地的讨论小组就开始集会反对梅—约翰逊法案。

　　由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和博士后组成的讨论小组的活动很具代表性。他们开始在学院教工俱乐部的被称为雅典娜神殿的地下室里，开会研讨原子能技术的影响及控制问题，并很快成立了一个名为帕萨迪纳科学家协会的组织。该协会的宗旨是“更好地承担科技工作者在促进人类福利和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的日益加重的责任”，协会主席、副主席以及一些发起者均来自鲍林的实验室，他们都反对梅—约翰逊法案。

　　1945年11月底发生的一件事情给反对派的活动注入了新的动力。一批美国军人进入被占领的日本原子能实验室，拆散了5台研究型回旋加速器，并把部件扔进了大海。后来了解到这些加速器是严格地用于非军事目的的，尽管格罗夫斯很快就公开道歉，但是日本科学家极度痛苦的呼唤在美国科技界激起了广泛的共鸣。此事清楚表明军队根本不懂得纯科学研究的基本知识，因此美国原子能研究的控制权显然不应该放在他们的手里。

　　于是，1945年的秋季，几十个精力充沛的青年科学家来到首都华盛顿，他们中有鲍林以前的学生科耶尔，他辞去了奥克里奇原子能实验室的工作，全力进行反对梅—约翰逊法案的斗争。各地的讨论小组联合组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原子科学家联合会，并在国会山附近的一幢无电梯的大楼里租了一个房间作为办公地点，配备了一台打字机。他们对议员实行盯人式游说，向国会各个委员会邮寄油印的申述材料，并用激烈的言词在报上发布新闻。

　　反对梅—约翰逊法案联合阵线中一位激进的领导者、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哈罗德·尤里①该法案称为“国会所写的第一个独裁者法案，你可把它叫作是共产党法案或纳粹法案，也可用其他任何你想像得出的坏名词。”随后，这些人提出了自己的修正法案。1945年12月份，民主党参议员麦克马洪提出一个包含了原子科学家联合会的意见的法案。该法案建议成立一个原子能委员会，该委员会将由总统任命的若干名军外科学家组成的专职小组领导；法案还建议确保研究工作的独立性并指派非军方人士任部长。这样就把军方排除在外了。

　　①尤里（Harold Clayton Urey，1893—1981），美国化学家，因发现氖（重氢）获1934年诺贝尔化学奖，后又研究地球化学和天体物理学，对发展原子弹及地球和其他行星起源理论均有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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