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19)_虚阁网

一九

　　马克思在科学工作上过分严谨，在他还没有确信他已经读过每一本书，已经认真考虑过每一个反对意见以前，他就不认为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为了这一点，恩格斯经常友爱地责备他。

　　恩格斯知道马克思的这种工作特点，由于这种特点，《资本论》第一卷的付排就无限期地延迟了，他就经常催促马克思，要他不等《资本论》其余各卷完成就出版第一卷。

　　当马克思开始从汉堡收到校样的时候，他就把它转寄到曼彻斯特去，以便听取他的朋友的意见，因为他认为这种意见是最宝贵的。

　　1867年8月16日，马克思通知恩格斯，他已经看完了《资本论》的最后一张（第49印张）校样。

　　序言已送出去了，马克思写道：“这样，这一卷是完成了。这一工作之所以能够完成，完全要归功于你！

　　没有你对我的自我牺牲，我是绝不可能完成三大卷的全部巨大工作的。拥抱你，衷心地感谢你！敬礼，我亲爱的忠实的朋友！”

　　《资本论》第一卷的完成不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的最大的事件，而且是对整个工人运动、对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

　　关于《资本论》，恩格斯这样写道：“从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的时候起，还不曾有过一本对工人有如此重大意义的书。”

　　《资本论》以资本主义灭亡和新的共产主义社会胜利的历史必然性这一深刻的科学观点武装了工人阶级。在《资本论》中科学的共产主义得到了最深刻的和最全面的论证。这一天才的著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主义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一步。

　　列宁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足以称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续篇。他在这一著作和其他的一些著作中以对资本主义垄断阶段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研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从这一研究中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新的、完备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

　　由于马克思的严格的科学论证，仅仅诬蔑和咒骂是不行了，于是资产阶级科学界就对《资本论》的出版保持沉默，只当它还没有写成。

　　为了冲破资产阶级报刊用来包围《资本论》的这堵沉默的围墙，恩格斯并不限于在当时为数不多的工人机关报刊或接近于工人运动的机关报刊上发表《资本论》的通俗的书评。他产生了一个奇特的想法——托人给某些资产阶级报纸寄一系列批评性的书评。1867年9月11日，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问他：“你考虑一下，为了把事情推动起来，我是不是应该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来写文章批评这本书？”马克思答道：“你从资产阶级观点来批评这本书的计划是最好的军事手段。”

　　为了实现这个“军事计谋”，恩格斯利用某些志同道合的亲近朋友的帮助，把论文寄给他们作为榜样，以便他们能够在以后用不同的形式在资产阶级报刊上发表。恩格斯在当时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是：展开对这本书的讨论，并迫使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发表对这本书的意见。

　　结果，恩格斯终于达到了在资产阶级报纸上发表一系列书评的目的。在这些书评中，恩格斯显示了藉批评的形式把马克思的观点传达给读者的惊人本领，以致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对的毕竟还是马克思而不是他的“批评者”。实际上，这些书评的锋芒是针对着庸俗的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恩格斯想尽办法挑逗他们对《资本论》发表意见）和拉萨尔的理论观点的。

　　《资本论》第一卷的完成，恩格斯认为不仅是马克思的生平的转折点的开始，而且也是他自己的命运的转折点的开始。现在出现了这样一种希望：马克思的稿费收入会增加一些，恩格斯也有可能永远结束商业生活，靠他脱离企业时可以分得的一笔不多的钱和稿费收入同马克思一起生活。当时，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曾经吐露过这样的话：“我对任何东西也不像对摆脱这种该死的商业生活那样热烈地渴求。”

　　但是，从《资本论》第一卷完成后，又过了两年多，恩格斯才实现了他的这个愿望。

　　1869年7月1日，恩格斯终于写信给马克思：“真好呵！从今天起再不搞这个宝贝商业了，我是一个自由的人了。”马克思对于从“埃及的幽囚”中逃出来的恩格斯报以热烈的祝贺。直到在恩格斯很高兴的这一天，他的朋友们才了解，在营业所里度过的这些漫长的岁月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当时，马克思的幼女爱琳娜（杜西）正在恩格斯家做客，以后她在回忆起这个可纪念的日子时说道：“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早晨，当他穿上皮靴最后一次到营业所去的时候，他是多么高兴的喊着：‘最后一次了！’几小时以后，我们站在大门口等候他时，看见他从房子对面的一小片田野里走过来。他挥舞着手杖，满脸笑容地欢唱着。然后我们就像过节一样地大摆宴席，喝香槟酒，沉醉在幸福中。那时我很小，还不懂得什么，可是现在我想起这件事来，就不能不流泪。”

　　多年来压在他肩上的重担终于放下了，这种欢乐的情绪，在恩格斯给亲友们的信中也可以感觉到。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今天是我自由的第一天。”

　　“我刚刚获得的自由使我感到高兴。从昨天起，我已经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年轻了十岁。”

　　特别使恩格斯感到高兴的，是在欧洲的暴风雨日益临近的时候，在可以感到重大的政治事变即将发生的时候，他能完全空闲下来从事科学的和政治的活动。

　　1869年7月10日，他在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

　　“我用不着告诉您，我摆脱了这个该死的生意经并且能够再干我自己的工作是多么高兴，特别是这件事情正好发生在现在，发生在欧洲上的事件一天天地尖锐化而且将有那么一天会完全出人意外地喷发出暴风雨的时候。”

　　但是恩格斯为了结束自己的事务还必须在曼彻斯特逗留一个时期。由于他那时有了空闲的时间，他便着手进行爱尔兰历史方面的严肃的科学工作。为了更进一步认识爱尔兰这个被压迫的国家，这时恩格斯在他的妻子莉希·白恩士（已逝世的玛丽的妹妹）和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陪同下到那里去旅行。

　　恩格斯对爱尔兰发生兴趣绝不是偶然的。当时爱尔兰问题在“国际”内部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统治阶级人为地挑拨起来的英格兰工人和爱尔兰工人间的民族纠纷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了英国工人阶级软弱无力的秘密。他们认为“国际”的任务是唤起英国无产阶级意识到“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和仁爱的问题，而是他们自身的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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