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17)_虚阁网

一七

　　在阅读恩格斯的军事论文时，他的博学和他对重要材料与具体事实的详尽无遗的了解会使你感到惊讶。

　　恩格斯在发表那些论文时，通常并不署名。读者都以为作者是一个杰出的军事专家，这是毫不可怪的。

　　马克思对他的朋友的军事知识给予很高的评价。

　　他说他完全信赖“曼彻斯特的军事部”，这个军事部在任何军事问题上会立刻给他指示。

　　恩格斯是革命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军事专家和军事理论家，他比统治阶级最优秀的军事专家和理论家要高明万倍。他有极其广阔的政治视野和丰富的经济知识，他对国际关系有精辟的理解，而主要的是他巧妙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天才的方法——唯物辩证法。

　　这一切使恩格斯和狭隘的军事学术专家截然不同，他把战争看做决定于社会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全部进程的一种社会现象。

　　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恩格斯给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和军事的观点下了一个综合性的定义。他在这本书中写道：“没有一件东西像军队和舰队那样取决于经济条件的了，军备、人员、组织、战术和战略首先是由当时所达到的生产水平与交通工具所决定的，在这里，起革命作用的不是天才将领的‘头脑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与活的军队成分的改变；天才将领的影响，最多只限于使战争的方式适合于新的武器和新的战士而已。”从这一观点出发，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卓越地描绘了军事艺术发展的历史面貌。

　　恩格斯在这一著作中预言性地指出，1870年普法战争以后开始发展起来的军国主义将使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尖锐到极端，尖锐到极限，从而使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军队转变为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强大因素。他写道：“军队变成了国家的主要目的，变成了目的本身；人民只是为了供养士兵而存在。军国主义统治着欧洲并吞噬着欧洲。但是这种军国主义本身就隐藏着自我毁灭的萌芽。一些国家间的互相竞争，一方面迫使它们每年都在陆军、海军、大炮等等上面花费愈来愈多的钱，从而愈来愈加速了财政的破产；另一方面又迫使他们更严厉地实行全国征兵制，从而终于教会了全体人民使用武器并使他们有可能在一定的时机反对统率他们的军事首长，实现自己的意志。

　　而这一时机，只要人民群众（城乡的工人和农民）一具有自己的意志，就会到来的。在这个阶段上，君王的军队将变成人民的军队，机器将拒绝效劳。军国主义也将由于自身的辩证的发展而毁灭。”

　　恩格斯的巨大的军事遗产，直到现在还有价值。

　　列宁本人对军事科学非常注意，他不止一次地号召党向恩格斯学习军事，并指出军事知识军事技术和军事组织的巨大意义，他认为这是“人民群众和人民中各阶级用来解决伟大历史冲突的武器”。

　　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除了从事军事科学方面的写作，还从事语言的研究，他对语言的兴趣在童年和少年时代就已经发生了。现在他开始对语言学作系统的研究，并且获得了确实惊人的成就。恩格斯研究语言学，不仅是从科学兴趣出发，而且也是从他正在进行和今后需要进行的国际性的实际革命工作的需要出发的。

　　由于恩格斯已经完善地掌握欧洲的主要语言，精通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他从1852年起又着手有系统的研究俄文和斯拉夫系的其他语言。在恩格斯的文学遗产中保存有他从《叶甫盖尼·奥涅金》中译出的15小节，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恩格斯是非常仔细并以极大的兴趣研究了俄罗斯语言和俄罗斯文学的。

　　由于克里木战争的爆发，由于恩格斯努力研究东方问题，所以他开始研究波斯文。50年代末恩格斯研究了古日耳曼文。1864年因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而引起的丹麦战争刺激了恩格斯去学习斯堪的那维亚的语言。

　　在60年代末期，当第一国际里尖锐地提出爱尔兰问题时，恩格斯开始学习赛尔特—爱尔兰文。就在这些年代里恩格斯对荷兰—弗里支文和苏格兰文也进行了研究。由于领导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产生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需要，恩格斯在晚年研究了这两个国家的语言。

　　恩格斯是一个真正的通晓多种语言的专家，他能流畅地说和写的语言就有12种，能阅读的几乎有20种。

　　恩格斯对语言学广泛的研究决不限于仅仅掌握某种语言的“技术”。对恩格斯说来，研究语言就是和那个国家的人民及其文化、文学等等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它的特点，它的道理和发展。

　　恩格斯通晓很多种语言，这使他有可能去研究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一般性问题。为对这些科学的研究奠定了稳固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恩格斯对语言学的研究，对他在80年代研究古代的日耳曼人的历史和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知识是他研究人类历史发展最初阶段的极其宝贵的源泉。

　　恩格斯在80年代初所写但并未完成的他那著名的《运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语言发生的观点的概括性的公式。

　　恩格斯在居留曼彻斯特期间继续进行了与他研究语言学有密切联系的研究世界文学的工作。在这个领域中，恩格斯——那里最渊博的学者之一——也获得了辉煌的成就。他不仅精通欧洲各民族的文学，而且精通东方各民族的文学，不仅精通现代文学，而且精通过去历史时代的文学。例如恩格斯就非常熟悉俄罗斯文学，他读过捷尔沙文、普希金、格利波也多夫、杜勃罗留波夫、谢德林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

　　恩格斯认为文学和艺术是归根到底决定于社会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他揭露了文学和艺术中的各种流派之间的斗争的阶级根源。他主张文学和艺术应具有思想性，能告诉人们生活的真理，他主张现实主义，认为现实主义“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真实地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分散在恩格斯的许多论文和书信中的很多关于文艺问题的评论，是马克思主义对待文艺问题最宝贵的典范。

　　50年代末，恩格斯着手认真地研究自然科学：化学、物理学、生理学。他细心观察自然科学方面一切新的发现，并热情地把刚刚出版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评为“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极好的尝试”。

　　恩格斯虽然每天必须坐在营业所并为商行和国外进行通信，但是他写出了大量的理论、文学和政治方面的著作，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惊讶。

　　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最初几年所从事的实际革命工作中，参加宪章运动占了很重要的地位。这个运动在1848年4月宪章主义失败后，就大大地低落了。

　　英国成了“世界的工业作坊”，工业的特别蓬勃的高涨使部分最熟练的英国工人的状况得到了某些改善，这就促成了机会主义的情绪在这些人们中间的产生。

　　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宪章运动的领袖费了很多力量重新布置工作，企图使运动再度恢复起来，而以奥康瑙尔为首的另一部分领袖却拒绝宪章运动的纲领，去和资产阶级激进派进行勾结。

　　恩格斯积极参加宪章派报刊的活动，并在曼彻斯特进行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他在1851年1月8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我努力和这些青年（左派宪章主义者）组织小型的俱乐部或定期聚会，并将和他们讨论《共产党宣言》。”一个月以后，他从曼彻斯特寄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不久以后我们成立了一新的宪章派地方支部。”

　　恩格斯虽然尽了一切力量来帮助宪章运动在新的基础恢复起来，但是他对此并不抱任何幻想，他看到宪章运动已处于低落状态，已越来越分裂为各种集团，实际上已成为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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