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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恩格斯在他的文章中赞扬起义者的英勇精神,仓促应变的组织和团结一致。他批判地分析了工人的军事行动计划,从军事观点一步步地研究了武装斗争的进程。

  恩格斯从军事观点给巴黎的战斗下结论的时候,认为工人在城市和军队进行武装斗争成功的可能性很大:“既然4万巴黎工人和比他们多3倍的兵力战斗时能显出这样强大的力量,那么,要是全体巴黎工人同心协力地一致行动起来,该有什么样的成就啊!”

  随着巴黎无产阶级的失败,全欧洲的反革命抬头了。

  反革命的进攻激起了莱茵省人民群众强烈的愤怒。

  恩格斯立即组织群众对越发无耻的反革命进行斗争。

  9月13日,恩格斯在《新莱茵报》召开的科伦群众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大会根据恩格斯的提议,一致通过致柏林国民会议书,要求它不要屈服于政府策划的以武力解散会议的行动,要求它组织武装抵抗。就在这个群众大会上恩格斯支持了威·沃尔弗关于在科伦成立“安全委员会”的提议。马克思和恩格斯被选进了这个必然要成为人民群众革命机关的委员会。

  过了四天,在9月17日,《新莱茵报》编辑部和科伦工人联合会所召开的又一次数千人的工人农民大会在莱茵河畔沃林根村附近的草地上开会了,科伦的许多居民和附近城市的许多代表团都坐着红旗招展的小船赶来参加。恩格斯被选为大会书记。大会根据他的提议,同意了9月13日科伦大会通过的致柏林国民会议书,并宣布承认科伦安全委员会。根据恩格斯的提议,大会还通过了致法兰克福国民会议书,号召它,如果和普鲁士发生冲突,要不惜一切力量捍卫德国人民的民族利益。恩格斯在这个大会上的发言中提出了为建立“民主社会的红色共和国”而斗争的口号,这个口号也列入了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中。

  正如《新莱茵报》所预见到的一样,法兰克福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了。报纸在评论起义的结局时写道:“在最近的五个月中,世界上难道还有哪个革命中心的街垒上不曾飘扬过作为欧洲无产阶级兄弟般团结起来的战斗信号的红旗吗?

  “在法兰克福,反对由地主和资本家勾结而成的议会的斗争也是在红旗下进行的……

  “和没有组织、装备很坏的人民相敌对的是社会上所有其余的阶级,这些阶级都组织得很好,装备得很好。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到此时为止人民还是挨打。”

  可是群众还远没有偃旗息鼓。《新莱茵报》提醒大家:1848年春天爆发的农民战争还没有达到目的,同时号召农民为摆脱封建制度而斗争。

  莱茵省群众运动的蓬勃高涨使政府非常不安,因为《新莱茵报》就是在莱茵省的省城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总部也设在那里。政府把大批军队调到莱茵省,伺机向群众挑畔并组织血腥的屠杀。《新莱茵报》坚决阻止群众进行为时过早的、没有准备的起义。9月25日,政府蓄意挑衅,逮捕了科伦工人运动的著名的活动家沙佩尔和贝克尔。工人联合会中最受爱戴的领袖之一约瑟夫·莫尔也有被捕的危险。工人们决心不让莫尔被捕,他们一听到普鲁士军队开来,就赶紧构筑街垒。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费了好大的劲才劝阻住群众举行过早的发动。报纸写道:“在没有一个重大的问题推动全体人民起来斗争,因而任何起义都必然遭到失败的时候举行起义是荒唐的,何况最近几天可能发生重大的事件,从而举行起义就有恰好在决定关头的前夜丧失战斗力的危险,因此就更加荒唐了。”

  政府挑衅末成,就在9月26日宣布科伦处于戒严状态,解除市民自卫军的武装,封闭工人组织和民主组织,也封闭了一些报纸。《新莱茵报》当然也被封闭了。同时政府还下令逮捕报纸的几个编辑,其中也有恩格斯,他在莱茵省九月群众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间,是特别活跃的人物。

  恩格斯和报纸的其他三个编辑——德朗克、斐迪南·沃尔弗和威廉·沃尔弗,不愿意落到普鲁士军阀的手里,不愿意当革命正在高潮的时候被关进监狱,于是就逃出了科伦。恩格斯在逃往国外的路上遇到了他的父母,他和他们起了很大的冲突。恩格斯当时的革命活动把他父亲气得发狂,所以他们的冲突是没有什么奇怪的。恩格斯和德朗克一起从德国逃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当地警察一得到消息立刻就把恩格斯逮捕,关进了监狱,后来把他“当做流浪汉”用囚车押送到法国边界。10月12日他到达巴黎。

  巴黎这个反革命获得了胜利的城市给恩格斯留下了沉痛的印象。

  恩格斯把1848年2月以后“暂时陶醉于共和国的蜜月中”的巴黎和1848年10月的巴黎相比,他在自已日记中写道:“从那时到现在,巴黎经历了5月15日、6月25日世界上未曾有过的最残酷的斗争,曾经血流成海,有15万人死在那里。卡芬雅克的榴弹炸毁了巴黎人的抑制不住的欢笑,压下了马赛曲的歌声工人没有面包,没有武器,痛恨得咬牙切齿。可是巴黎已经死了,这已经不是巴黎了”

  恩格斯在日记中写道:“我不能在这个已死的巴黎长久地呆下去。我必须走,不管到哪里都行。于是我首先上瑞士去。因为我的钱不多,只好徒步走”

  恩格斯费了两个星期才从巴黎经过法国南部步行到瑞士,他先到日内瓦,后来又到洛桑。他在收到了马克思给他的钱以后,又从洛桑到了伯尔尼,并且在那里暂时住下来。

  被迫居住在偏僻的、充满小市民气息的、远离革命风暴的瑞士,对于具有战斗性格的、渴望直接参加革命斗争的恩格斯说来,是完全不能忍受的。可是马克思阻止恩格斯回德国去。恩格斯问马克思道:“这是怎样一回事,难道我还不能回国?”他雪片似地写信给马克思,信里充满了焦急的情绪。1849年1月8日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我老是想很快就能回国。在国外闲坐无事,什么有计划的工作都不能进行,完全置身于运动之外,真是令人厌烦到极点了。我很快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使在科伦坐牢,也比生活在自由的瑞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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