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奥格威自传(12)

一二

　　第三章　纽约与好莱坞

　　一生经历丰富的男人注定让人羡慕。洛伦佐·达·庞德（Lorenzo Da Ponte）是一个威尼斯的犹太人，被迫改信基督教，后来又学做神职人员，但是声名狼藉的私生活迫使他匆匆离开了意大利。他跑到了维也纳，成为国王的秘书，并为莫扎特三部最好的歌剧写了剧本。之后他开了一家药房，后来又在曼哈顿开了一家酒厂。享年89岁，去世时是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University）意大利文荣誉教授（译者注：荣誉教授，退休后仍保留荣誉头衔）。

　　犹大·本杰明（Judah Benjamin），来自路易斯安纳州的参议员，当时联合政府的智多星。南北战争后逃到伦敦，是个55岁一文不名的难民。19年后他去世时，已经成为英国酒吧界业务最多的老板。

　　我移居美国时，我的英国朋友认为我疯了。怎么会抛下一个已经开始发展的大好事业去连野鬼都不认识一个的国家重新开始？其实我当时并不像个快饿死的西西里人，也不像逃离希特勒魔掌的难民。我的这个决定，就像是已经抽中了生命彩票的头等舱，却选择了乘末等舱去旅行一样。

　　为什么？部分原因是我喜欢冒险。部分原因是我认为花同样心力在美国能赚到的钱是在狭小的英国的三倍。部分原因是我想证明没有哥哥的关照，我自己也能成功。部分原因是我为美国的“新政”所鼓舞，认为罗斯福会比张伯伦更好地解决失业问题。还有部分原因是我读过的那些书激发了我的想像，从马克·吐温（MarkTwain）的《哈克·贝利历险记》（Huck Finn），到威拉凯瑟（Willa Cather）、爱迪斯·华顿（EdithWharton）、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史蒂芬·文森特·贝内特（Stephen Vincent Benet）描写南北战争的叙事诗《约翰·布朗的身躯》（John Brown’s BOdy），则使我的想像达到高潮。我并没有当时英国流行的妒美情结。一位老法官曾说：“美国女人穿得像时装图样，言谈像雄孔雀，举止像烧饭婆。”当我和一个来自弗吉尼亚第一批移民家庭的女孩订婚时，苏格兰的一位表兄来信说：“大家觉得美国女人都像爱德华亲王那位有过离婚记录的美国老婆辛普森太太一样。但是，也许有出污泥而不染的，果真如此的话，希望你的未婚妻就是一个。”

　　路上，和我同一船舱的路易奇·路西欧尼（LlligiLucioni）给我讲了一个英国人在美国的故事。有一个英国人到纽约去，住在伍道夫·爱斯多利亚（Waldorf Astoria）饭店。第一天的晚餐开始时，饭店有名的餐厅领班奥斯卡（Oscar）问了这位英国客人一个谜语（他就是因擅出谜语闻出名的）。“我爸爸有个孩子。他既不是我的兄弟，也不是我的姐妹。他是谁？”这位英国客人整顿饭都冥思苦想，最后他放弃了。“是我啊！”奥斯卡给出了谜底。三个星期后，这个英国人回到伦敦，在一次晚宴上讲了这个谜语。没人猜出答案。“是奥斯卡啊，就是伍道夫·爱斯多利亚饭店的餐厅领班嘛！”

　　当曼哈顿的摩天大楼进入眼帘的时候，我不禁喜极而泣。靠岸时，我看到一个用手提凿岩机挖路面的工人正抽着雪茄，在英国，那是贵族才抽得起的奢侈品。

　　当年我带了两封介绍信。一封是亨弗利·洛勒斯顿爵士（Sir Humphry Rolleston），我当医生的叔叔写给伊曼纽尔·利伯曼（Emanuel Libman）医生的。我第一次走进利伯曼医生的办公室时，他抓住我的脖子，用拇指顶住我的耳朵，我痛得要命，忍不住大叫了一声。这就是他永远不变的第一步检查，用来测试病人对疼痛的耐受程度，他认为这是进行诊断重要的开始步骤。掐完我的脖子，他又静静地盯了我好几分钟。

　　“你的肠子在出血。”

　　“你怎么知道？”

　　“你背部最上面那条肌肉有酸痛的现象。”

　　“你怎么知道？”

　　“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今天晚上上床前，吃六颗氯化亚汞，明天早上，喝一瓶布鲁托水（Pluto water），然后再灌肠。好了，现在跟我一起去沃伊辛（Voisin）吃中饭——我介绍你认识贝利·德·阿科斯特·格林（Belle deAcosta Green），他是摩根先生的图书馆馆长。”

　　当时是洛克非勒医学研究中心（Rockefeller Insti－tute of Medical Research）的负责人爱利克斯·卡瑞尔（Aleds Carrel）医生告诉我，医学上最重要的事，就是说服利伯曼医生在去世前把他的诊断方法写下来。但是这个个子矮小、面孔白白的老先生从令他的同行们困惑不已中获得了孩子般的快乐，所以直到去世，他都没有让他们如愿。他在生前发表了100多篇论文，但是对他的神技从来是秘而不宣。他可以闻到疾病。有一次，刚走进一家医院，他就宣布：“我闻到了伤寒的味道，把病人找出来。”一点都没错，后来发现一个刚收治的病人正处在伤寒发病初期。

　　利伯曼医生在一次招待会上见到了哈定总统（Pres一词ent Hardin），第二天他就打电话给华盛顿的尤金·梅尔（Eugene Meyer），问他：“副总统是谁？”一柯利艺（Coolidge）。问这干嘛？”“因为哈定活不过六个月。”

　　结果真是这样。1944年，利伯曼在一部新闻纪录影片中见到罗斯福，预言他会因脑溢血而过早离开人世。有一天晚上，我在伍道夫·爱斯多利亚饭店碰到利伯曼医生，他作为贵宾出席一所杰出的医学院的毕业餐会。“你的演讲题目是什么？”我问他。“我没有演讲，”他回答，“我告诉这些毕业生他们将来会死于什么病，逗得他们开心极了。”

　　萨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都是利伯曼医生的病人。爱因斯坦住在柏林的时候，只要不舒服，就拍电报给利伯曼，在电报中描述他的症状。利伯曼就将他的诊断用电报传回去给爱因斯坦。利伯曼医师告诉我，著名谐星哈伯·马克斯（Harpo Marx）第一次来找他看病的时候，是头下脚上，倒立着走进来的。“你干嘛这么额三倒四地走路？”利伯曼问。“我在拉肚子，直着走路憋不住。”

　　利伯曼把大部分收入，加上从病人那儿募来的大笔捐款，都用来资助年轻医生的研究工作。我的亨佛利叔叔去世的时候，利伯曼写信给我：“请你把随信附上的这封信转交给皇家医学院的摩根勋爵（Lord Morgan）。我准备捐一万美元用于成立一个以亨佛利·洛勒斯顿爵士的名字命名的讲座基金。早点请我吃饭！”

　　他在64街和他姊姊共有一套高级住宅，但两人住在不同楼层，很少见面。有一天下午，我看见一位老先生从利伯曼的办公室出来，里面的留声机正放着索尔（Saul）的《死亡进行曲》。我问利伯曼为什么放那首葬礼音乐。“这个人快死了。”多年来，利伯曼一直为臭窦疼痛所苦，在办公室里，他鼻孔里总是插着一根包着药棉的探针。有一次他的一个病人在盲肠炎手术中死了，他希望获得许可，切除去世病人的甲状腺，但病人家属拒绝了。那天深夜，利伯曼和卡瑞尔参加完晚宴回家，途中顺便去了停尸房。没向任何人打招呼，利伯曼立刻脱下晚礼服，把手臂插入那个病人的盲肠切口中，一直往上伸，全然不顾尸体的脓液喷在他消过毒的衬衫上，直到他摸到甲状腺，并用手指头把它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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