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奥格威自传(8)

八

　　在基督教会学院的250大学部学生中，有50名来自伊顿高中，这些家伙组成了一个让人讨厌的派系。他们不准自己的同伴买车、用车，于是他们中有个家伙就把他的劳斯莱斯轿车登记在他司机的名下。另外一个家伙在他们一起吃晚饭的时候，雇苏非·塔克（Sophie”luck－er）来表演。有些家伙还雇佣马夫来照料他们的猪马，有些则继承了他们祖先的头衔，譬如——威塞克斯（Wes－sex）公爵、罗姆夏（Loamshire）侯爵，以及布莱克乳（Blackpool）伯爵等等。作为上议院的世袭成员，这些乳臭未干的家伙被授予制定法律的权力。这让我想到了一个阻止这种臭屁行为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其他学生也给自己找个头衔。

　　拥有武力而且拥有嘉德勋位（Garter，英国爵士的最高勋位，译者注）的国王也可能得大出血的病，但即使身为国王之尊也无力防范。上院50年前就是吉尔伯特（Gi比ert）嘲弄的对象，而在1909年，自己的祖辈就是伯爵的邱吉尔（WinstonChurch＊），则写了一本书攻击这种贵族制度，这种制度“需要在我们的国家维持一个优越的阶级，他们拥有世袭的立法职能……完全无视他们个人的性格、才智和经验”。这层“优越阶级”直到

　　1977年还在行使他们的立法职能。

　　我总是很快就忘记生命中木快乐的时光，在牛津的那两年，我现在能回想起来的只有最快乐的七件事：
·与桑迪·林赛（SandyLindsay）的客人一起在贝利尔学院的高脚桌边吃晚饭。林赛是个了不起的人，当时他是贝利尔学院的院长。
·靠着从一个灵媒那儿得来的神秘启示，赛马时我把赌注押在欧本（Orpen）上，果然赢了20英镑。
·加入圣奥尔本（St．Alban）与圣瑟吉斯（St．Sergius）学会，这个学会的目的是在布卡科夫神父（FatherBulgakov）的领导下，使英国国教与俄国东正教联合起来。
·马布罗（Mar比orugh）公爵60大寿时，在布兰汉宫（Blenheim）参加勇敢的疯子杰克·希利将军（GeneralJackSeely）组织的狂欢欢宴。
·担任白玫瑰协会（WhiteRoseSociety）的主席，这个协会的愚蠢目的是帮斯图亚特（Stuarts）王朝复辟。
·被充满诱人的少女风情的爱斯特夫人（I－adAstor）说服，戒酒三个星期。
·远征伦敦，参观贝利福（Balief蝙蝠，然后搭乘最后一班火车回到牛津。那种蝙蝠以飞天特技师（FyingFornicator）的名声享誉天下。

　　我在牛津的时光就这样被我一点点地消磨掉。唯一可以为自己的罪过辩护的是，35年后，我起草了几封给在美国的校友的募捐信，为基督教会学院募得了一大笔款项。亨利·鲁斯（HenlyLucc）和我挚爱的友人，基督教会学院的教务长克斯伯·辛普森（CuthbertSimpson）没对那些信做任何修改，就在上面签了名。

　　克斯伯给我讲过一个故事。19世纪60年代，一个自大的年青人痛骂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Cromwell）。一位老太太为克伦威尔辩解道：“我丈夫的第一个妻子的第一个丈夫认识他，而且非常喜欢他。”当时，克伦威尔已经入土200年了。

　　第二章　巴黎的大厨师

　　父亲一定为我没有成为大学教师而感到羞耻，但是他从未在我面前表现出来，相反还尽其所能，帮我重树自信。“我相信你一定会走出厄运，因为你一向如此。”但是我的罪恶感与失落感却一直挥之不去，直到许多年后，一位精神分析专家观察到那些做了大学教师的都是处境困难的大学肄业生，我才能够释怀。

　　我从学校出走，到巴黎的皇家饭店（Hotel Mestic）当了一名厨师。在那儿，我找到了我所需要的训练与磨炼。每天10个小时，每周六天，我都必须像根擀面杖一样直直地站在炽热的火炉前，从头到脚浸泡在淋漓的汗水中。博基诺先生（Mon－sieur Bour－glgnon），饭店的调味主厨，告诉我每一个大厨师到40岁时非死即疯。那时其他厨师都已经完成了学徒的课业，所以我也必须从最低等的活计做起。派给我的第一项工作是为客人们的狗准备餐点，特别是一位常来的伯爵夫人的贵宾狗。

　　那些被宠坏了的畜生只吃熟骨头，所以我必须每天两次从微浓汤的大锅中捞骨头给它们吃，那个“汤厨”是个脾气暴躁的醉鬼，痛恨我的入侵并且拿生鸡蛋砸我。很快我就得到提升，开始为糕饼主厨乔登（Jourdan）打蛋白。乔登长得很像爱密·詹宁斯（Emil Jannings），是厨房里最有成就的神偷，回家时总不忘往他的翘边帽里藏～只鸡。在度假前，这个像拉伯雷作品中的人物一样粗鲁、滑稽的家伙要我在他长内衣的裤管中塞满饭店温室出产的大桃子。他是全法国最好的糕饼师傅，有一次被选去为凡尔赛宫为英国国王与王后举行的宴会做糖花篮和精美的小点心。

　　饭店允许我们这些厨师免费喝酒，能喝多少就喝多少，而且都是好酒，直到他们发现管酒窖的人把chateaulafite灌进我们的酒瓶，把我们喝的便宜酒当作生计拿去卖给客人。饭店还允许我们吃我们想吃的任何东西——只要不在菜单上。我们最爱吃的菜色是oeufs an beurre nolr：把一些奶油加热到变成深褐色，几近黑色，加过些醋。切些生洋葱。煎几个蛋，把洋葱跟续随子香料撒在上面，再把黑奶油淋在上面，就大功告成了。

　　我每天都偷拿价值100法郎的冰蛋糕回家，以对我每个月135法郎的微薄薪资做点补偿。大主厨每天中餐后都要吃同样的水果：一片凤梨，三颗杏，一颗李子。这些东西都由我准备。

　　我们常常会为烹调方法发生激烈争执，打官司的第一法典一定是格林葛尔（Gringoire）和沙乌尼尔（Saulnier）合著的《菜肴大全》（LeReper—tolre de laCuisine）。如果这还不能平息争吵，我们就得祭出爱斯科菲尔（Escoffier）不朽的大作《烹饪指南》（Gude Cullnaire）。我们这有一个厨师在伦敦的沙佛伊（Savoy）饭店时，曾在爱斯科菲尔（“厨师的国王和国王的厨师”）手下工作，曾见到过爱斯科菲尔签收一整车的牛肉，然后那些肉又被送到他哥哥罗伯特（Robert）在托腾汉宫街（Tottenham Court Road）开的调味厂。爱斯科菲尔用这种由来已久的方法，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富人，每年驾着他那辆四轮马车去参加赛马大会。他退休后重新出现，并在我们皇家饭店的厨房里与我们共进午餐那天，可真是个大日子，那时候他已经85岁了，看起来像个维多利亚时代的银行家。

　　皇家饭店的大主厨是皮塔德（Monsieur Pitard）先生，他是我见过的最严厉的人。他的办公桌在厨房的正中心，他总是在那儿工作，但他那对又圆又亮的小眼睛却从来不会离开我们。有一天，他发现一炉奶油蛋卷的顶部全塌了下来，便当场开除了犯错的厨师。一次他无意中听见我对一个侍者说菜单上有一道菜已经卖完了，就严厉地责骂了我：“一个好的厨房必须永远尊重菜单对客人的承诺。”

　　“但是，先生，”我辩解道，“那是烤鸡啊，再烤一只鸡需要40分钟。”

　　“你难道不知道把烤箱调到六百度，15分钟就能做成一只烤鸡吗？”

　　“那如果卖完的是需要一整天时间准备的烤大米蛙色呢？”

　　“遇到这样的紧急情况，赶快来告诉我。我会打电话去其他大餐厅，直到找到菜单上有这道菜的。然后我会叫你坐计程车去买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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