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奥格威自传(1)

一

　　第一章　乖乖小祖宗

　　我爷爷生于6月23号。我父亲是同一天。我也是。我1911年出生，当时我们住在赫斯利（Horsley），萨里（Surrey）郡的一个小村子，在伦敦西南30英里。在那个年代，瑟瑞仍是一块乐土，充满鹅蛋、立金花酒、烧炭人、吉赛人、盖屋顶用的大干草堆和女家庭教师的马车。还有一个住在石灰岩洞里的女巫婆，叫羽毛夫人（Dame Feathers）。我们隔壁住的是化学家亨利·洛斯科爵士（SirHeflfy Roscoe），他的侄女毕翠克斯·波特（Beatrix Potter）是我们家的常客。她的英格兰就是我记忆中的英格兰。

　　在我奶妈南希·尼金斯（Nancg Nigins）的眼里，我是个从不会犯错误的孩子。当哥哥姊姊都抱怨我令人无法忍受时，她总是为我辩解：“乖乖小祖宗，他只是饿了。”当我把蓖麻油吞进肚子而没有吐在她床上时，她就佩服地称赞我：“乖乖小祖宗，比罗勃斯大王（Lord Roberts）还勇敢。”

　　有时会听到我们家保姆大吼：“看我捉到你后怎么收拾你！”这绝对不只是威胁而已。我三岁的时候，英国向德国宣战，父亲破产了，佣人们纷纷被解雇——园丁布莱特（Brett）、司机贝西福特（Bashford）、女仆佛罗伦斯·彻丽（Florence Cherry）、特别会做蛋白甜饼的厨师露西·史考尔（Lusy Skoul）。最令我难过的是其中也包括奶妈南希·尼金斯。南希给了我母亲般的照顾和爱，她的离开，是我到现在都无法释怀的伤痛。这次大裁员唯一的幸免者就是前面提到的保姆。她决不放弃任何让我生命更悲惨的机会。她的策略就是打击我的自信，让我相信我是个矮冬瓜、病秧子、懦夫、娘娘腔。当我姊姊玛丽把我摔倒在地时，这个泼妇不停地嘲笑我，完全漠视姊姊大我四岁的事实。后来我们必须搬到伦敦的外婆家去住。这件事情使父亲很长时间都郁郁不乐。据说外婆有一半犹太血统。该说“餐巾”（tablenapkin）的时候，她说“餐布”（serviette），该说“镜子”（lookingglass）的时候，她说“反光镜”（mirror）。她说鹿肉（venkon）、药（medicine）、蔬菜（vegetable）这几个字时，总是读重音。她的侄女吕贝卡·威斯特（RebeccaWest）说她看起来就像是《溢涌喷泉》（TheFountainOverflows）中那个寻血警犬和女警的混合体。但我却很喜欢她发自内心的热忱。她很久以前就赶走了不忠的外公，我也只在去图梭夫人蜡像馆（MakameTussaud’sWaxworks）看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时见到过他的蜡像。

　　每晚午夜，钟声敲响，他们就“扑一通一通”的一起出现。杀人犯、牧师、窃贼、军阀，在图校夫人蜡像馆中，一切都如此欢愉。

　　我的这位外公，亚瑟·费尔菲尔德（Arthur Fairfield），是个来自凯里郡（County Kerry）的爱尔兰人。曾当过公务员，后来因为乔·张伯伦（Joe Chamberlain）发现他与我的在凯里郡的表兄们共同图谋丁哥港（Din－gleharbor）的改良工程案而被迫辞职。外公的兄弟，爱德华·费尔菲尔德（Edward Fairfield），原来是殖民地事务办公室的副主任，后来被指控主使詹姆逊·雷德（JamesonRaid）引发布尔（BoerWar）战争，但是在接受调查委员会质询的前一天晚上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泰晤士报》（TheTimes）登载了一份宽容的讣告，并在其中免除了他的罪名，但是我那好斗的外公却完全不领情。他拍了一封电报给《泰晤士报》的主编：“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暗示有人曾经以为我兄弟跟那个海盗集团有关连！”

　　有一次搭乘一辆汉孙式计程马车（hansancab，一种供二人乘坐的双轮马车，驭者座位高踞车后，译者注）去赴宴，他指责车夫故意绕远路，并通过车顶的小孔大声咒骂，极尽侮辱之能事，车夫忍无可忍，最后把车停在路边，强迫外公下车跟他决斗。我不到5岁时，他义正辞严地给我讲格莱斯顿东先生（Mr．Gladstone）的恶行恶状，说他的钱都是贩卖奴隶赚来的黑心钱。葛莱史东先生是我父亲的亲戚。他还喜欢长篇大论地对我大声讲述美国人的暴行。

　　我与外婆同住的生活很糟糕，不止因为奶妈的离开，还有“齐柏林飞船”（ZePPelin）的空袭。空袭一般在晚上，但我还记得发生在1917年7月17日的第一次白天空袭——我都能看见那些轰炸机，它们就像一大群蜜蜂从天上涌来。

　　6岁那一年，有一天母亲的姐姐佐依·费尔菲尔德（ZoeFairfield）带我参加一个花园聚会。这个聚会由她主办，在学生基督教运动总部举行。（作者注：如果我阿姨是个男人的话，她一定会成为大主教。宗教历史学者詹姆土·帕克斯博士［Dr．JamesParkes］曾写道：“她对促进英国基督教会的团结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在那儿，一位非洲的主教跟我一块儿玩了一下午的滚球。从来没有一位大人对我这么好过，显然黑人是个比较优秀的人种。当天晚上我跟姐姐们一起洗澡的时候，我要他们拧我，而且要一直打到我变成个黑人为止。她们把我的右腿拧成漂亮的黑褐色，几天后又帮我拧完了左腿，但是我的右腿又变回粉红色了。

　　我是个天生好打听别人的事儿的人。8岁时，我养成了一个嗜好，问父亲的朋友有多少财产，大部分人都被我吓一跳，昏头昏脑地告诉了我。不上学的时候，我经常花一整天时间看大姐的情书。这种天生的间谍本领，在二战期间派上了用场。

　　我比较喜欢和大人在一起，觉得年龄越大的人越有趣。我特别要好的朋友是坎农·威尔逊（Canon Wilson），他1852年在剑桥大学的时候和查尔斯·图斯亚特·凯佛利（Charles Stuart Calverly）是朋友。他记得凯佛利的所有诗作，并且不厌其烦地一首首教我：

　　不再年轻的妻子坐在爬满长青藤的门旁，
　　就像她往日常做的那样，
　　而现在陪伴她的是奶油、鸡蛋和乳酪，
　　还有她的眼镜，放在盖着围裙的膝盖上。

　　父亲是个仁慈、有耐性、和蔼、直爽、无私、热情，体格强壮得像头牛一样的人。父亲打喷嚏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响，他可以一口吞下一整匙的柯曼（Colman）芥茉酱而面不改色，而且爬树快得像黑猩猩。他竭尽全力让我变得跟他一样强壮、聪明。6岁那年，父亲要求我每天喝一大杯生血。当他发现生血没什么用时，就要我喝啤酒，为了增强我的心智，他命令我每周要吃三次小牛脑。血、脑，还有啤酒，都是贵族式生活的试验。

　　父亲毫无保留地欣赏所有的孩子。一位男老师不知死活地在我的家庭联络单上写了批评我的话，父亲说：“这家伙真是个傻瓜。”我开始第一份广告工作之后不久，写信告诉父亲说我的薪水增加了一倍，到了下一次回家看他的时候，他等在他小屋的门口，大声唱着：“瞧，咱们的大英雄胜利回来了！”但他也并非看不到我的缺点。14岁那年，我犯了个错误，把一首成熟得过头的诗作寄给父亲：

　　日落的光辉在西方怒吼
　　白昼正在离去，夜晚正在降临，她们坦胸而见
　　沉浸于火与云的炽烈一吻中
　　她们都是世界的情人，明亮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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