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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


  以后我在巴基斯坦工作时,我告诉当地的男人——当然是穆斯林了——我曾在麦加做过报告,这使他们大力震惊。一位白人妇女去过麦加!还作报告,简直不可思议。

  1986年,为了追踪“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我和乔去了南非。霍斯特·库斯纳(Horst Kustner),比勒陀利亚的卫生人口发展部专门负责流行病工作的主任,邀请我们前去调查该疾病的发病情况。该机构与美国的“疾病控制中心”的职能完全相同,只是没有“疾病控制中心”丰富的信息资源这一有利条件。霍斯特五十多岁时曾在“疾病控制中心”工作过,在南非唯一的一个流行病研究部门任主任时,完全是单枪匹马工作。我们在比勒陀利亚办公室见到他时,他显得很焦虑。“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令南非卫生部门负责人忧心忡忡。他们认为只有真正了解这种疾病对人体的危害,才能确立一套防疫措施。听了霍斯特简要介绍情况后,我们决定建立一个“疾病控制研究室。”

  “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是一种很难研究的病毒,原因是在地理位置及发病时间上,病例总是很分散。病毒的实验工作也受到阻碍,其原因是动物染上这种病毒而发病的可能性几乎是零,不幸的是人类却无法逃脱病毒给他们带来的恶运。

  接下来我们去拜访鲍勃·斯旺波尔(Boh Swanepoel),一位老朋友,著名的出血热病专家。他在约翰内斯堡有一个第四级病毒隔离实验室,这是仅次于美国国内的世界一流的实验室。我们不仅需要鲍勃的帮助,而且还了解到他上在做这些病例的实验诊断。鲍勃,这位身材矮小、精力充沛的专门研究动物病毒的专家,几年前离开津巴布韦(当时叫罗得西亚)前往南非工作。他进入克鲁格公园野生动物保护区,从大量奇特的乌和动物身上采集血佯,他也因此而出名。调查结果令他吃惊,除了非洲的旋角大羚羊外,所有的动物都有“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抗体。这一发现确实很了不起。鲍勃研究所获资料不仅使我们兴奋不已,更重要的是这些资料表明,“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在野生地带广泛传播。1984年,鲍勃曾在泰格伯格医院(Tygerberg Hospital)调查过受病毒感染而发病的九例病人,其中两人死亡。他告诉我们,庸情不是很严重的所有病人,都与这些病人及他们的血液有过直接接触。到此为止,可以证明,在南非出现的所有“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感染都与屠宰牲畜,扁虱叮咬有关。令人吃惊的是,非洲的鸵乌却养得羽毛丰满。

  我们想同鲍勃见面谈谈应该没有问题。准知道与他通话时,他的口气听上去极不情愿,我们一再坚持,会面的时间才定下来。霍斯特派他的统计专家,安娜密克·米德尔库普(AnnamikMiddick00)也来参加。我们在鲍勃的办公室等鲍勃时,安娜密克显得局促不安。鲍勃进来后,一付敌视的样子。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与霍斯特已不来往。我感觉他们之间的矛盾还相当复杂,他们各自为政。

  我们的问题,一方面我们的调查需要鲍勃的帮助,因为他能提供一流的实验室设备和疾病的鉴定,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霍斯特的帮助,他会给我们配备流行病专家协助工作。我们应流行病研究员的邀请,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感觉到双方关系紧张,科学界这类事情并不稀奇。但这次麻烦的是,双方都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决定抛开杂念,集中精力解决眼前的问题。我们听从鲍勃的安排。他同我们讲了心里话,心情好多了。

  他告诉我们自1981年他便开始在南非做人体上的“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调查记录,所有病例都是在他的实验室里诊断出来的。他见到第一个病人的鲜血是从一个12岁男孩身上抽取的。这个孩子与他的朋友一起去“先锋队”夏令营露营。这些男孩走进灌木丛中,在大草原的树下露宿了一晚。所有的南非儿童都要参加这些活动,安排这些活动是为了让他们了解自己的国家。这个男孩从夏令营回来就病倒了,检查发现他头顶上有可疑的肿块,一定是扁虱咬的。

  这个男孩的病情急剧恶化,大出血后死亡。

  把病毒从这个男孩的血液中分离出来后,鲍勃带了一条毯子驱车前往夏令营,找到了男孩宿营地点,把毯子铺在草地上,这是昆虫学家捕捉扁虱的最原始的方法,第二天毯子上爬满了扁虱。

  我们与鲍勃达成协议。我们同安娜密克及霍斯特派来的几位年轻研究员前往金伯利(Kimberlev),我们采集的样本则送到鲍勃的实验室化验。鲍勃还答应让他在金伯利的病毒接触者为我们的研究提供资料。而霍斯特仍留在比勒陀利亚。这样一来他们俩就不必见面。

  要采集的样本实在大多了。我们在牧羊场和医院,从六百人身上抽取血样。此外,当地一位极为能干的兽医从二千只动物身上抽取血清供我们研究。

  虽然金伯利以钻石采集闻名,但医院里大多数染上“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的病人都来自遥远的卡拉哈里沙漠(KalahariDesert)北部牧羊场。去年,金伯利医院有九名患者,其中一位是牧民,已死亡。前年,有位护士也死于该疾病,这就说明该医院隔离护理方面还有漏洞。现在我们看到医院非常现代化,管理严格,为“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感染者设置了专门病房。病人在那里得到很好的看护,许多人都痊愈,这可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是一种死亡率很高的疾病。

  得到医院的支持和合作,我们把医务人员组织起来,分成两组,一组在医院里搞调查,另一组到36个牧场调查了解“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流行的情况。在一望无边的原野里,有大片的牧场,有些牧场地广人稀,几乎见不到羊群。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宏伟的景观与单调的生活并存。不是所有人都能在此生存。我发觉当地的祖籍欧洲的白人牧民极为好客,也十分粗鲁,但有时令人无法理解。一次我们去牧场。一到那儿,就发觉我们被监视,有两双眼睛在农舍房门后一直窥视着我们。我们走近,才看清是两个男人,当地牧场主的儿子。从他俩的表情及一举一动,看得出他俩有严重的智能障碍。这就使我们很快推测这些牧场里,一定有不少的近亲通婚。因为这里的情况是:牧场主白人一家与雇佣的黑人住在牧场上。牧场与牧场之间距离很远,所以近亲通婚就不足为怪了。然而这些牧民生活中的甜酸苦辣有谁过问过呢?一位牧场主拿出一个记录雨水情况的本子给我看,上面记录着过去二十年的降雨量。最后一次降雨是1977年,现在是1987年。整整十年,没下过一滴雨。

  一走进当地白人的房间,就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外面的荒漠似乎不存在了。起居室里摆满了安乐椅,上面套着华丽柔软的椅套。屋里还摆放着精巧的咖啡桌。环顾四周,到处都摆放着黄铜制的装饰物和小玩意儿----这些都是这儿的主人到世界各地旅游带回的纪念品:一双荷兰木履。上绘有蓝色的风车,微型的埃菲尔铁塔。凡有外人来必定热情招待。午饭经常是一大锅炖羊肉。这倒让我想起在福克兰群岛上的生活。在那儿,羊肉又称作三百六十五。因为那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有羊肉吃。此地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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