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病毒(101)

一〇一

　　从阿兹基韦出现的每一个症状看，现在完全可以确诊是拉沙热的问题。再认定他得的是咽喉炎或是什么特别重的流行性感冒，都站不住脚了。

　　实在没法耽误下去，维罗妮卡带阿兹基韦找另外一个门诊所。也没有高明到哪儿去。耳、鼻、咽喉各科的专家都瞧了，还是说是扁桃腺发炎，提高剂量，把处方上的抗生素加了一信。但是，还是没有人想起问问他是否出过门或者去过什么别的地方的问题。

　　夫妻两人一无所获，只得回家。已经陷入心神错乱状态的维罗妮卡陪坐在丈夫病床边，不时替丈夫抹额擦汗，取这拿那。好在她不是独自为战、孤军奋斗。所属教会里的牧师帮了大忙，一个牧区的朋友，来做做饭、带带孩子，尽量搭把手。维罗妮卡心想，阿兹基韦既然已经由四个大夫诊断过，时至今日毫无起色，也只能去找教会，靠上帝帮忙。

　　现在阿兹基韦开始出现间歇性的昏睡状态，不时说糊话，都是些尼日利亚家乡话。维罗妮卡多次想法同他搭话，他却充耳，不闻，好嫁听不见似的。这时，维罗妮卡再也承受不注这样的伤痛了，扑倒在床上，嚎陶大哭。

　　到了2月14日晚上，维罗妮卡决定必须送丈夫上急诊室。找到杜佩奇县医院。急诊室接待阿兹基韦的医生说不出阿兹基韦得的是什么病。躺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男性患者，高烧已经两周，体重减轻15磅，这是据他妻子说的。现在这个病人病得非常严重，显然已经神志糊涂。各种各样的抗生素对他的咽喉疼痛都无济干事。这两天除了尿血以外，又出现了鼻子流血。

　　虽说阿兹基韦颠三倒四，语无伦次，活不成句，医生查不出他有黄疽和肝炎的记录。而只有这两种疾病才能引起糊言乱语和痴呆。那时已是深夜，医生同意留下病人。首先进行点滴，补充体液，然后安排各种试验，立刻检查。几个小时以后结果都有了。看到肝酶指数如此之高，医生惊讶之余，感到实在出奇，一般来说，这样高的肝酶指数，病人早就该确诊为肝炎，但是同样很清楚，病人并无黄疽，连一点迹象都没有。

　　就这样延续到第二天早晨，来了另一位名叫罗伯特·蔡斯（Robert Chase）的医生，他是杜佩奇县医院的传染性疾病顾问。他是从阿兹基韦得病以来，维罗妮卡陪他找过的所有医生中第一个想到要问问阿兹基韦出门去过什么地方的人，等问明白以后，知道阿兹基韦刚从尼日利亚回来，他立刻断言，需要转院，马上请“疾病控制中心”协助。

　　这天是星期二，我正坐在办公室里写材料，蔡斯大夫打来电话，开始跟我讲述病人的症状。

　　“尼日利亚那儿有没有可能引起这样毛病的原因？”他间道。

　　“绝对有”我答道。“拉沙热呗。照你所说法，是很典型的一例。”

　　整整熬过了14天痛苦难忍的日子，总算给阿兹基韦的毛病找到了一个答案。但是我得承认，这种状况的预后是很不好的。我告诉蔡斯大夫说，本来我们专治这种疾病的特效药，也就是在西非曾经治愈过许多拉沙热患者的雷巴抗病毒素可以对症治疗，但是阿兹基韦的现况已经远远超过使用该药的有效阶段，要救他的命恐怕不容易。但是，我又说，还有一个机会：尽可能给他以延续生命的护理，以期靠这种护理帮他渡过他所得感染的急性高潮期。同时也可使雷巴抗病毒素重新获得对付病毒的时效。如果在西非，一个拉沙热患者已经到了阿兹基韦这样的后期，必死无疑。但是西非没有像我们这里这样现代化的高强度的维持生命的护理设备，所以病人少了一个机会。现在也许还能管用。

　　“如果用斯旺·甘氏导管给他做插管式通气术是否安全？”他问道。

　　在美国，我们改进并实施新的处理法抢救这一类病例才不过一年，是根据我们在塞拉利昂治疗拉沙热患者的经验和参照有关出血热已知数据总结出来的办法。这一新的病例给我们提供了再一次试验的机会。我对他说可以插管、用导管通气，保证平安无事。我还详详细细地嘱咐了他对阿兹基韦应护理的项目和措施，特别是要留意医务人员的安全。

　　蔡斯医生同意说，也许为时已晚，他仍将努力取得静脉注射的雷巴抗病毒素，针药一到手，他就立刻给病人使用。

　　我对他说，别担心，不会由他单独一人处理的。当天晚上我会带“疾病控制中心”的人员前去协助。

　　我接着给雷巴抗病毒素生产厂家打电话。他们答应在人力办得到的条件下，尽快把药物送来芝加哥。此时苏在塞内加尔。我只能打电话找库卡·佩雷斯（Cuca Perez），他是协助苏工作的技术员。

　　“把实验室准备好，库卡，”我说道。“我们今天下午一起去。”

　　把我们的小型流动实验室准备好，赶回家去整理必要的行装，同杜佩奇县卫生局联络上，作好必要的准备，然后是作好去机场的包括安排交通在内的一切必要准备，前后大约需要5小时，这才能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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