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病毒(63)

六三

　　我于1982年来到波登·当。不久即同乔夫一起从事埃波拉病毒方面的工作。因为实验有时要求我们连续工作六小时，我很幸运能有他在我身旁。猴子抓住我手套的那天，我们两人正在进行一系列复杂的试验，目的是要在我们以前发现的病毒损害血小板和内皮细胞的现象的基础上找出医治埃波拉病毒的办法，我们的想法是如果能够医治猴子身上的疾病，那么我们也可以将结果应用到人类感染此病的患者。我当时又重新采用扎伊尔的埃波拉病毒菌株，因为这种病毒实际上能在所有感染它的猴子身上引发致命的疾病。这种病毒就是那种在1976年袭击扬布库并夺去三百条人命的病毒。死亡率高达90％。乔夫就是感染这种病毒而又侥幸活下来的。

　　虽然我们不愿这样利用猴子做试验，但这是获得所需的、有关这种病的情况的唯一途径。事实上，今天所掌握的关于埃波拉疾病的过程的知识大部分得自乔夫和我在波登当工作时进行猴子实验所得的结果。

　　我们决定从那只撕破我手套的猴子身上取血液样品；无论如何，应当进行一次血液试验。当我们检验血清看是否有病毒时，发现它含有四级埃波拉病毒。这相当于每一毫升血液中含有一千个病毒粒子。病毒的数量是很大的。

　　现在我必须要等待五天，即病毒的潜伏期。这意味着五天的镜中自我观察，看是否出现表明病情的皮疹；五天中不断地吞咽，看喉咙是否疼痛发炎；五天中一直怀疑太阳穴的一次迟钝的跳动是否意味着头痛的开始。这些都是埃波拉症的初期症状。然而，我更多地是愤怒甚于害怕。乔夫和我都不认为我真的感染了。尽管如此，却难以原谅我的大意。我怎么也不该让我的手放在能被猴子抓到的地方。同时，我也知道这并非全是我的过错。问题主要在于实验室本身的设计。

　　实验室主要是为了检测可能对生物战争有用的空降药剂而建造的，我们不需戴上生物面具。包裹在这一种东西里，你满脸大汗，呼吸困难。更槽的是，它使你无法说话。譬如你不能和同事交流，告诉他，“注意，我要给这只猴子的手臂上打一针，请你务必把手拿开。”更有甚者，面具是如此沉重，以至一天戴下来，你的脖子疼得要命。我能理解为什么乔1979年在苏丹工作时不用面具。从化妆的角度看，面具对脸也是一个灾难，因为皮肤要经常同一个不透气的密封垫磨擦，并且，由于有两个眼罩，你完全看不见周围的事物，除非你转过身子，否则你只能凭感觉来发现身旁和身后的事物，比如一个手里拿着一支受感染的针头的人，或一只想要抓你的猴子。

　　但是除了手套，这副面具是我们所能得到的唯一真正的保护。手套一直延伸到袖口，可是缺乏同袖子连接的密封口。这样皮肤就暴露在外。手套也非常不方便，太过笨重，不适用于对动物和样本作细致的操作。实际上它们不过是一般的黄色洗涤用手套而已，至于对身体的其余部分则没有任何保护。进入实验室前，你必须把衣服脱光然后穿上实际就像是剧场擦洗工作穿的工作服。因为他们以为假设只有男人在实验室工作，因此所有这种工作服要比我的身材大到四个尺码。这些工作服统统必须适合厄尼·鲍恩的身材。我必须把它围着腰部裹上两圈。不只一次在工作时衣服要从身上滑下来。但是，因为尺寸不合身而滑下衣服，是我最不屑于关心的事。

　　这一切最后归结为一点，即整个系统从建立时起就是不安全的。之所以没有发生更多的事故，那是由于研究人员具有高，水平的技能。要是没有乔夫的耐心和技能以及我自己想要弄清病毒感染机理的强烈愿望的话，我不敢肯定我能经受住这一切。

　　倒计时开始了。不管我对事件的客观估计如何，我仍注视着日子，注视着我自己。每天，我从温布尔顿的家驱车七十英里由M3号汽车道来到波登当。我有充分时间思考。五天……四天……是不是在我手臂上开始长出皮疹了，或是原来就有的污点？是因为干躁的缘故所以喉咙有点疼痛，或是真的得了什么病？是否需要多几个小时的睡眠？脑后的刺痛莫非就是头痛的开始？幻想成了我自己最大的敌人。我必须小心地分清真正发生的事情和驱之不去的恐慌在我头脑里造成的幻觉。三天……二天……

　　我集中注意力于工作和我必须在家里完成的任务。我估计着，我觉得我会没事的。在此整个期间，乔夫保持着一贯高兴的态度。不再提起这件事。我们一如既往地同猴子们一起工作就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

　　只剩一天了。

　　那天晚上我上床后下定决心要马上人睡。我仍然感觉良好，但我不能肯定。几小时以后，我才迷迷糊糊地睡着。第二天清晨，我从床上起来走进浴室，我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开灯照镜子。什么事也没有。没有皮疹，也没有头疼或发烧，也没有喉咙疼。我脱离危险了。

　　但我仍然感到愤怒，不再针对我自己，而是针对波登当的整个体系，是它把每一个工作人员置于危险之中。然而直到1984年的后期，我有机会在和它相似的“疾病控制中心”工作了三个月之后，才意识到波登当的条件是何等悲惨。当我看到一个有套间的实验室是什么样子，它的保护设施那么好，在那里工作是何等舒适时，我对我所经受过的一切更加感到震惊。因此，1984年，当我从“疾病控制中心”回来后，我要求见波登当的主任。他是一位中年科学家，态度十分生硬。他没有同第4级病毒打交道的经历，也不想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当然，他对我所说的不感兴趣。我还是告诉了他：他的体系不安全。

　　他脸色铁青，我怎么敢顶撞他呢？他从未见过如此“不礼貌”的人。

　　这位主任对我的谈话反应十分无礼。而更令人惊讶的是，他和那位安全官员在我们进行病毒工作的整个期间从未进入过实验室内部。对于我们究竟在于什么一无所知，一点也不关心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从未见他们戴过覆盖整个面部的呼吸器。他接着说我向专家挑战是不“恰当”的，即使这些专家所做的工作大部分是在二战期间进行的。他还说，美国人在管理实验室方面没有什么足以教导英国人的。后来，他的一位“专家”访问“疾病控制中心”时还告诉乔说我是一个惹是生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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