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病毒(60)

六〇

　　戴维声称蛇不会得狂犬病，而兔子会的。因此我们将感染了狂犬病的老鼠同蛇放在同一室内。由于我必须用鼠作实验，所以我每天必须两次走过蛇所在的地方。戴维有几条十分令人讨厌的蛇。我每天早晨总要面对恐慌，因为我必须进入作为动物室的那间屋顶上的茅屋。这些不是普通类型的毒蛇。其中有巨大的眼镜蛇，它们对我抱怀疑态度——跟我对它们的怀疑一样。一旦它们瞧见我，它们就会朝我发出噬嗤声并冲向前来。戴维向我保证它们跑不出来。戴维对我对这些动物的厌恶感的唯一让步是允许我不参加每星期一次挤毒液的工作。我后来发现戴维的保护措施不像人们吹得那样完美；有一条蛇确实逃跑了。他们当时注意不让任何人告诉我。

　　放下蛇和狂犬病的研究工作，我调回英格兰从事另一种病毒的研究。那是极为有趣的病毒研究之一，它的情况鲜为人知。这种病毒名叫埃波拉。我对它的兴趣主要在于要弄明白这种病毒是怎样对人体造成如此灾难性的影响的。1983年春天，当我真要投入研究埃波拉时，另外一次对我一生有久远影响的机遇出现了。珍妮·科尔伯恩和我接到邀请一一连同来回旅程机票——去参加“疾病控制中心”召开的第一次退伍军人病会议。金斯敦医院爆发的退伍军人病病菌，因为我们关于管道系统的工作，引起了相当大的兴趣。作为对这项工作最熟悉的两名研究人员，我们被要求报告我们的发现。

　　我离开前的两个月时，戴维写信给他认为我到美国后应该会见的两个人。一个是卡尔·约翰逊，他当时在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工作。另一个人是“疾病控制中心”的特殊病源体分部的领导。他的名字叫乔·麦克科密克（Joe McCormick）即约瑟夫·麦克科密克（Joseph B.LicCormick）。

　　当我从曼谷回到英格兰开始从事埃波拉研究时，我知道我有许多东西要学习。我从未在第4级病毒情况下工作过。由于处理病毒的危险性，我不能让任何人帮我。我知道必须自己掌握所需的技巧。我对病毒活动方式感兴趣，因此需要能够提出着眼于病毒感染的病理生理学的检验报告。病理生理学是研究病毒如何引起疾病的。极有兴趣的一个方面是病毒对毛细血管系统的微血管中的血小板和内皮细胞的影响。血小板与制止出血有关，有证据证明血小板在埃波拉感染中会受影响。内皮细胞是人体每一根血管的衬里，并将血液和血细胞保持在血管内部。埃波拉病人的血管变得容易渗漏，并且不再能保留血液和血细胞，基本上，埃波拉患者的血小板和血管内壁细胞的功能都停止了，我需要研究其原因。

　　为了帮助我加快工作速度，我被介绍给盖伊·尼尔德（GuvNield），他在盖氏医院（Guy，s Hospiial）的肾脏部工作。盖伊曾对肾脏病中的血小板和内皮细胞做过一些有趣的工作，并愿意教我那些我相信同样能够应用于埃波拉研究的技术。我还必须学会怎样在一所第4级病毒实验室里工作，能运用最简单、最可靠的技术和设备。我必须学会样样事情都自己来做。我准备对活的病毒进行研究，而不是用已经被杀死的病毒。这是因为我将要用的技术依赖于生物测定，一是测定血细胞功能的试验。假如杀死病毒则会同时杀死细胞。所以，如果我要用活细胞进行研究，我必须对含有活病毒的活细胞进行研究。

　　我一进入波登·当的第4级病毒实验室，就幸运地得到那里最好的技师的帮助。戴维·辛普森告诉我，他让乔夫·普拉特（Jeof Plaff）来帮助我进行埃波拉病毒研究。乔夫是一件了不起的礼物，他是一位有经验的熟练的树木病毒学家，头脑冷静，并乐意和我在一起。我不能得到比这更好的支持了。没有乔夫我将永远不能完成作为我的研究工作的中心的猴子实验。这是令人精疲力尽的工作。我们必须用猴子做试验。因为猴子是我们唯一能够加以感染的动物，而且还能为发生在人类身上的情况提供良好的模型。我们能够控制猴子身上的疾病过程，并能够实现我们所要进行的审慎的检验。幸运的是，当时没有人类患者，如果有的话，他们也只是在像恩扎拉或扬布库那样的地方。在那样地方进行试验是因难的。我们必须有可控制的条件，其目的是对这种疾病进行深入了解，使我们想出应付的办法。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费力地进行凝血试验、肉皮试验和血小板功能试验。所有这些试验都是在一群包括几只放在笼子里的猴子组成的专注的观众面前进行的。它们也是一群很健谈的观众。一俟它们从我们施加的麻醉剂中苏醒过来时，就没办法使它们住嘴。有时它们还向我们扔东西。

　　除了实验工作，我们也必须在猴子身上做尸体解剖。在这些地方我们要依赖亚瑟·巴斯克维尔（Arthur Baskerville），一个兽医和细胞病理学家，大多数解剖都是由亚瑟担任。当我看到这些解剖标本时，使我惊讶的是咬肌即猴子颚的肌肉的尺寸。它大极了，比任何人类的颚肌要大许多倍。它提醒你永远不要让猴子咬着。亚瑟开始用锯子解剖猴脑是最危险的时刻。锯子开始锯碎骨头的时候，我越来越怕一些飞溅的碎屑中可能带有埃波拉病毒。我总要在每一次解剖之后的几天之内清点人数。如要过了五天而无人出现发烧的现象，那么我便可以放心地回家，至少直到下一次解剖时。

　　出乎意料的是有一只猴于确实从我的第一次实验中活下来了。如所意料，是因感染我们施加的埃波拉病毒而严重地得病，可是其它的猴子都死去，唯独它彻底痊愈了。对此没人能解释清楚。离我前往亚特兰大参加退伍军人病会议只有两天了，我不能再耽误。我必须决定怎样处置这只猴子。那是一次困难的决定。我感到它从感染中奇迹般地康复，理应得到休息。只是波登·当的规定是严格的。要是可能，每当我和乔夫离开实验室之前他们会把我们放在高压锅里消毒一番；因此他们不可能同意让一只猴子活下来，乔夫和我只好伤心地勉强决定牺牲这只猴子。可是我就是不能亲自执行，乃决定由戴维动手。戴维理解我的心情，帮我完成了这项痛苦的任务。

　　第二天，珍妮和我登上去亚特兰大的飞机，准备到那里去报告我们在金斯敦医院的管道系统中的发现，到达美国海关时，一位移民官员间我曾否以任何方式接触过任何传染病。幸运的是珍妮代替我回答。她担心我会把患埃波拉病的猴子的事说出来而被以危害健康的名义遣返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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