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病毒(54)

五四

　　我们终于来到喀土穆，对当局控制放行感到焦虑。但是我们不能前进。我们无法动弹。我们在丛林中找上有关官员的门，但是他们坚持说毫无办法。马里迪周围已经建立起一道防疫线，没窄任何进出该城的交通，每个人都害怕得不得了。他们告诉我，无法找到愿意运送我们的人。他们不愿或不能帮助我们。

　　于是，晦，你看！紧要关头出现了解围的人。如不是上帝自己，也是他的代表，降临现场。你猜，谁来到朱巴机场了，不是别人，正是坎特伯雷大主教。还有，他有自己的飞机。原来英国圣公会在苏丹南部被围困的人群中有一大批追随者。他是去南方帮助那些信徒而途经此地的。显然，对于当地政府，主教是比我们更为重要的人物，因此没有人会干涉他，不让他”飞到任何他想要去的地方。于是，我们找到大主教请求搭乘他的飞讥。他说：“当然可以，来吧！”

　　我至今不能肯定他是否完全理解这场突然爆发的瘟疫的全部意义，或者他自信有上帝保护，而全然不顾瘟疫的危险。

　　戴维接着谈他在马里迪的调查，在那里他找到一所被弃置的医院，该院的许多工作人员死于埃波拉病疫，其他人员则躲在各自家中，但疫情仍时有发生，他就在空地中间解剖尸体。他最后来到恩扎拉（Nzara）镇。他爬到一座棉纺厂的屋顶去抓蝙蝠，希望能在其中的身上找到引起埃波拉病的病毒。他将这只死蝙蝠装在箱子里送回波登，由一位名叫厄尼·鲍恩（Ernie Powen）的研究人员将它打开。没有人告诉厄尼箱里装的什么，因此当他发现那六只蝙蝠时很是惊讶。遗憾的是，波登的研究人员在蝙蝠身上找不到埃波拉病毒的线索。但就我而言，这与本题无关。当截维继续往下讲时，我唯一想到的是：这正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才作出这个决定，并用了更长的时间才真正参加和戴维所描述的那样一项调查工作。然而，我总是一个后来者，在我的道路上有许多障碍，远比我想象的要多。

　　1943年8月，我出生于英国的登比（Denby）市。当时正是酷热的长夏，该市正在遭受唯一的一次空袭。母亲说过在我出生前采集黑毒的事。这是很不寻常的，因为在英格兰北部通常黑毒要到八月底才成熟。我最初的记忆是当敌机在头顶上飞过时，我仰躺在通向防空掩蔽体的楼梯上的情景。

　　当我11岁时，我被送到威尔士北部的一所寄宿学校读书。那好像被放逐一样——真正完全的隔离。我在那里度过的6年时间，是一生中最不愉快的日子。为了排遣孤独感，我贪婪地阅读我能找到的一切散文、小说和诗歌。我学音乐、弹钢琴和风琴。

　　当我以英文、法文和历史都是A等的成绩毕业时，我发现自己已在人生道路的分水岭上。父亲和母亲迁居巴黎近郊，因为父亲将在枫丹白露（Founfainebleau）的北约总部（NATO）工作。于是我得有机会在巴黎大学（Sorbonne）读书并有过几次真正的旅行。

　　在法国和意大利消磨了两年之后，我逐渐显现出掌握外国语言的能力和向往异国他乡的情绪，我下打算回到寒冷、潮湿和灰漾漾的英国，但是我要谋生。到这个时候，我实际上已把自己当作一个地中海人了。我再也不能使自己适应故土的生活。我同一个年龄比我大的人结了婚，他到处旅行，特别是非洲。

　　我自己要旅行的激情并未随结婚而消逝。相反，随着岁月的推移变得越发强烈了。27岁那年，我觉得一定得采取某种行动了。我决定要做一些人们曾经告诉我，像我这样已婚妇女，特别是有一个孩子的妇女做不到的事情。我要成为一名医生。

　　不管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英国流行的对妇女不宜学医的偏见，我上了当地的技术学院，选读物理、化学和动物学等课程，以便能达到医学预科课程的要求。也许那些主管人以为这些课程足以便我生气而放弃我的脱离常轨的道路。诚然，我坐在15岁男孩坐的最后一排的未位，熬过了艰难的第一学期。尽管这些孩子还不成熟，他们已经学过两年物理，这意味着他们知道所有的答案，而我则一无所知。

　　然而我下定了决心。我尽量把一切都记录下来。下课后就去接汉娜（Hannah），然后回家，准备晚餐，并料理家务。只有这一切都做完了，我才能坐下来做家庭作业。这也并不容易。1967年那时还没有袖珍计算器，而我又耻于让人知道我已经忘记了对数运算了。因此，整整一个学期，我都用长长的乘法和除法运算，写得满纸都是，就像《阿丽斯漫游奇境记》小说中的老鼠尾巴，直到我哥哥可怜我，送了我一把计算尺。

　　无论处于何种困境，我总是能够在A级物理和化学课中门门得A分。我想这样的成绩足够使我顺利进入医科学校。当时对妇女是有限定名额的，接纳的限额为所进班级人数的15％，而大多数成功的女孩子是从高级私立学校毕业的化学专业学生。即使如此，我相信我仍能进得去。我给所有我能想到的每一所医学院的院长写信，所有的回音都是一样的：我被认为是“不合适的”；有一所学校直截了当地让我回到厨房水池旁边去。同时，我看到医学院接收比我年轻、学习成绩差的男同学入学，原因是橄榄球打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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