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病毒(52)

五二

　　我停止了手中工作，让他到外面去，取下他的面罩。他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我自己为这位年轻的妇女把静脉庄射器支撑好。她仍然昏迷不醒。我无法与她说话。虽然她浑身被汗水湿透，但仍感到很冷，身上潮腻腻的。她的血压骤然下降。到了无法测量的地步。

　　我虽然知道给病人输液大多有风险——由于病毒使病人的薄膜很容易被渗透，最后有可能使肺部充满液体，把它们浸没——但我觉得已别无选择。显然，我正在失去她。我必须使她的血压升高。这只有输液才能办到。但是别人告诉我，她已有整整24个多小时不能进用任何流汁。

　　血清能行吗？如果能起作用，在像病得这样重的情况下能有效吗？我真希望在她发病的初期就找到了她。我确实不知道这种治疗在任何阶段是否都能起作用。我所经历过的唯一的先例是杰夫·普拉特（Geoff Plati）。他于1976年在扎伊尔感染上下埃波拉。他在英国用了免疫血浆，后来得救了。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服了干扰素，并得到了很好的治疗。所以说不清使他恢复健康的主要因素到底是什么。问题很简单，我们现在手头只有血浆，我给她用了两个单位的血浆，这也许不可能治愈她的病，但也不会使她进一步恶化。毕竟我已用它在自己身上做过安全试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血浆的疗效之一是在短时间内能提高抗埃波拉的抗体滴定度，这意味着一旦使用了血浆就不能再把抗体的出现当作良好的诊断指示器。一般认为是血浆中的抗体杀死了病毒。换言之，对一个使用了免疫血浆的病人来说，当你测量其人的抗体时，你不知道那是谁的抗体。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在给免疫血浆之前我们已来了血，所以我们无法发现埃波拉的抗体。这可能意味着她还处于发病初期，这就比较好，或者说，这告诉我们，她没有感染上埃波拉，这也比较好。但是，我比较肯定这个可怜的女子的确得了埃波拉。

　　第二天，当我测试她的抗体时，我满意地看到，她以前没有抗体，现在仅在比8的稀溶液中就能看到她血浆中的抗体已稍有上升。这是一个好消息，至少，她已有了某种东西可以与病毒作斗争了。坏消息是在她的牙床周围开始出血，她的粪便中也有了血。现在要是能救活她，那可真是奇迹。

　　奇迹没有发生，在我们费力把她从树丛里抬出来的两天后，她死了。如果说血浆起作用，在这个病例中并没有得到证明。

　　所以我想，我的情况怎么样呢？在我的体内，这种可怕的疾病是否在逐步发展呢？

　　还有理由抱着希望。那个老妇人——她的命运和我的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情况已经有了变化。现在她正坐着，在友好地交谈。现在她看起来不像患过埃波拉。她太健康了，太高兴了，即使少数已经康复了的病人也没有这样快地能坐起来，这样欢乐。现在我的赌注是，她可能得了别的病。于是我怀着很大的期望，从她身上取了血样。毫无疑问，她在康复。如果她没有抗体，那么，一开始她就没有得过埃波拉。这一次，我没有推迟试验她的血清。事实上，我是急于要看到在这一抽样中细胞像什么。

　　我决定单独做这件事。当我走进西蒙的实验室时，我尽可能地保持镇静，我的手心是湿润的，我的心在砰砰地跳。我将马上知道结果了，我曾经看过许多阳性控制血清，因此可以毫无问题地判断出阴性血浆。

　　我使自己坚强一些，仔细地看着玻璃片，首先检查阳性和阳性控制，一切都很好。实验在进行。老妇人血清中的细胞又一次呈现出墨绿色，呈阴性。她从来就没有患过埃波拉，我也从未受到过感染。

　　要形容我当时如释重负的心情是困难的。我暗暗地欣喜若狂，感到我好像刚刚又一次获得了生命，又一次有了自己的未来。我一做完其他血清检验，就冲出了实验室。我要告诉罗伊，我想用一大瓶苏格兰酒庆祝一番。但在出事故的那天晚上，我们把酒都已喝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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