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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


  §重访恩扎拉

  在塞拉利昂工作了三年后,1979年7月晚些时候,我回到了亚特兰大,准备回“疾病控制中心”工作,并在亚特兰大享受家庭生活之乐。但没有机会。我很快听到可能是埃波拉再次爆发的消息。我们是通过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得知有关这一流行病的消息的。对于具体情况只有一星半点的信息。我们所知道的是它又包括了恩扎拉。就是这个恩扎拉在1976年出现了埃波拉,也是为了这个恩扎拉,我曾从扎伊尔对它进行了史诗般的旅行。附近一个名叫延比奥的城镇也受到波及。我们听说有几个病人已经死亡。到底有多少人受到感染?无人知晓。首都喀土穆的苏丹政府远在恩扎拉的北边,它再次实施了强行隔离施,禁止到这一地区旅行。显然,除了给当地居民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困难外,它还进一步限制了信息,因为喀土穆已实行了全部禁运,控制货物出入传染区。

  根据以前我们对这一致命的、暴发性的疾病的经验,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迅速作出反应。这意味着在接到世界卫生组织通知后的24小时内,我们的小组一定得起飞。幸运的是我们在星期四晚上接到了电话,让我们星期五傍晚准备飞往日内瓦。那样我们就有时间在星期六早晨会见我们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同事。但首先,我们有几个间题要解决,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确定我们到底要到哪儿去。我们有一张绘制得不好的有关这一偏远地区的旧地图,我们掸去了上面的灰尘,并试图确定延比奥在恩扎拉的哪个部位。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最有经验的人员刚刚去了约翰内斯堡,这使我们的问题复杂化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们正在参加一个重要的有关出血热的会议,就剩下我们少数几个人:我和我能招募到的能够参加这一小组的其他人。

  我找到了莱尔·康拉德(1yle Conrad),他是流行病研究项目办公室外地工作服务部主任。莱尔有一张宽阔的、带着笑容的脸和凌乱的灰色胡子,使我想起了阿门宗派中的农民,我猜想莱尔能吃苦耐劳的特点是在南科达他州农村的严冬里锻炼出来的。甚至在“疾病控制中心”呆过时间不长的任何一位流行病学家都知道莱尔。他1969年参加过尼日利亚最早的对拉沙热的调查,因此懂得情况的紧迫性。我问他是否能找一个合格的人与我同去,这是一个要付出极大代价的任务:他或她得适应性强,有冒险精神、愿意忍受原始的、可能是危险的条件。这个人还要能马上启程。

  我认识莱尔·康拉德已经多年。他的马厩里总有一匹马,需要赛马的时候就用它。他还有超人的本领,能使别人干他想要干的事情。莱尔和我都很清楚,如果我们挑选的人未经好好审查,后果不堪设想。1976年,一位E1S(流行病情报所)的官员去扎伊尔,中途经过大西洋时,认为出血热不是他的专长,就回去了。他有权这样做,因为合同中没有要求他与像埃波拉那样的热病毒的发生作斗争。他拖了这么久才把疑虑告诉我们,这真是太糟糕了。另外。我需要一个人接替我,主持由我在几内亚组织的对该国全国拉沙热情况的调查工作。我要求“疾病控制中心”给找一位会说法语的人。他们派来了一个资历不到两年的流行病情报所的官员。

  我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卫生部的办公室里见到了这位新招来的人。他穿着一件T恤衫、一条皮短裤和一双长统靴,腰带上还挂着一把大刀。我穿着我通常穿的短袖衬衣,可能系了一条领带。他原来是个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要么他念的书太多,要么家庭里有政治怪僻,因为我后来知道他的姐姐在伦敦为托洛茨基运动工作,几内亚当时正由一个假冒的共产主义政权领导。这个政权煞费苦心才使这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得到发展——是西非发展最慢的国家。这的确说明一些问题。我新招来的这个人一定以为他已经死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天堂。衣冠楚楚、打着领带的卫生部长看了眼他的打扮,问他是打算去打仗还是去村子里工作。显然,思想的纯洁不能代替能力。或许那就是他的服装风格。调查大约进行了一半时,政府让他离开那个国家,由几内亚人自己完成了这项工作。

  我们没有时间和财力重犯同样的错误。所以我们要确信我们找到的是一位认真负责的人。莱尔没有使我们失望。

  他用明显的中西部口音说:“乔,我刚为你找到了一个小伙子,他是个无所畏惧的登山员,他一定会做出成绩。他的名字叫罗伊·巴伦(Roy Baron)。他一直在做免疫工作。”

  我想要他攀登的唯一山峰是在脑子里。但听起来他很不错,——直到莱尔又说:“顺便说一句,他也从来没有出过国,好好照顾他。”

  后来知道,他也从未参加过任何一项重要调查。根据流行病情报所的最重要的传统,他将在前进中积累经验,边干边学。无论怎么说,他得到了莱尔的认可,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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