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病毒(42)

四二

　　他对他的孩子说，“我们得到塞格布韦马去。”

　　父亲把年轻人放在实验室外面一个旧的板登上。一位名叫詹姆斯·马塞利（JamesMasser1y）的技术员走出来在他身上抽了一些血。然后男护士长库尔布拉（Coolbra）来到这家人中间，开始问他们一些我们调查表格上所需要了解的问题。表格填好后，让他父亲把男孩背进病房。他用一块手织的，上面有黑白几何图型的乡村棉布将他的儿子裹了起来。这是裹在他赤裸裸的身上的唯一的一块布。

　　同时，詹姆斯在实验室里分别进行了两项试验，一项是用分光光度计测试他的肝酶量，另一项是用荧光显微镜检查他体内的病毒量。分光光度计表明他的AST是325，肝酶量高得令人惊恐，AST是天门冬氨酸盐转氨酶，一种肝里面的酶，正常值不到40。根据我们的经验，患拉沙热时，肝酶量达到150通常就意味着病人很可能得了重病，甚至会死亡。因此，任何人的AST超过150后，我们就要对他进行治疗。阿马杜的AST超过了这一数字的两倍，一个非常坏的征兆。然后詹姆斯走过去看荧光显微镜。它装在两位和平队员用旧木箱搭成的一个样子很怪的小房间里。从一位工作人员住处“借来的”颜色明亮的门帘悬挂在小房间的正面，使它看起来像马戏穿插表演时一个算命先生的小亭子。但是这些门帘很起作用：在黑暗中才能最好地对荧光进行观察。

　　也许像算命先生的小亭子，这不是巧合。詹姆斯·马塞利正在观察这个男孩子的命运。在德国政府赠送的显微镜下面，被荧光染料固定住的男孩子的细胞变成了明亮的光团。詹姆斯看见病毒的滴定量还低，因为他仍处在患病的初期。可是，由于他的AST这么高，我们得立即行动。从临时代用的小房子出来后，他向库尔布拉证实了这位经验丰富的护士向病人看一眼就能知道的结果。

　　詹姆斯说：“他需要治疗。”

　　库尔布拉立即拿来了一小瓶新的病毒哇和一套新的静脉注射器。尽管下午的天气异常炎热，他从实验室很快走到了病房。病房里没有欣慰。男孩躺在床上直流汗。他一直在吐，嘴里还有一些血。当库尔布拉将他翻过身时，他只能呻吟。当护士长一看见好像是静脉，就把针扎了进去，固定好滴注器。孩子的父亲在这个期间一直不知所措地静静地看着这一切。库尔布拉转向他，警告他要小心，不要把男孩子的血弄到了自己身上。他给了他手套，指给他看了漂白剂溶液，并告诉他如何使用它。然后他走开了。

　　库尔布拉不能在男孩的病床边久留。那天他在病房里还要查看另外十四位拉沙热病患者。

　　每隔6小时就要输注一次。男孩子仍然病得很厉害。看来他似乎在接近他所患疾病的最后的、致命的阶段。

　　两天过去了。第三天早上，帕待里夏正在查房，碰巧特别忙，所以当她走到男孩床边时已经晚了。男孩不在床上，床是空的。

　　在隔壁床上躺着的一位老人正喝着热茶。帕特里夏惊愕地转向了老人。

　　“阿马杜在哪儿？”

　　人们听说过如果家属认为病人将要死去，他们会在晚上把病人抬走，因为人们认为不在家里死去是不吉利的。

　　老人咧开嘴高兴地笑着，他咂咂地喝着茶，向窗子做了个手势。帕特里夏通过无窗格玻璃的窗口向外看去，看见男孩正坐在树下，滴注器就靠在旁边。附近是他家里的三个成员，要他尝尝他们为他准备的一些饭菜。

　　老人说：“你看见他们了吧。他正在吃东西。”

　　真令人惊奇，这个男孩子本应当死的。

　　我们继续治疗了一千五百多位实验室证明他们患有拉沙热的病人。死亡率从16％急剧下降到5％以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治疗方法已在全区闻名。每当我伴随着拉沙热专用卡车外出时，人们经常会走出他们的住房，让我们停下，和我们握手。我已记不清他们的面孔，但是我很快就能认出他们来。他们的生命都是被病毒哇挽救的。

　　1985年，我们研究的数据明确证实，静脉注射病毒哇能大大降低死亡率，特别是在发病的头7天内注射，效果更好。我们能证明只要注射了病毒哇，血液里的病毒滴定量会迅速下降，因为它在血液里除去了病毒。在我们的研究完成时，我们及早治疗的病人几乎没有死去的。当我们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发表了我们的成果时，我们创造了一个历史奇迹：利用药物有效地治疗了爆发性的病毒感染。很多人对这一划时代的研究作出了贡献：特别重要的有伊莎贝尔·金（Isabelle King），帕特里夏·韦布，柯特·斯克里布纳（Curt Siribner）、鲍勃·克雷文（Bob Craven）和黛安娜·贝内特（Ulane Bennett），后四位都担任过这个项目的主任。

　　但失败的情况又怎样？大多数是在接纳入院时都已是晚期病患者。那时病毒已经造成了很大损害，病毒哇已无能为力。我们得寻找其他方法帮助他们。此外，还有一群拉沙热病患者，我们当时不知道怎样对他们进行医治。这些人困难特殊，因为不是一条生命，而是两条生命受到了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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