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病毒(23)

二三

　　饮水又是个问题。对于我的困境，《上古水手之歌》（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的叙述者是不会感到生疏的。水是到处部有。雨水不断从天而降，然而无法饮用。不论我们从乡村的一个水眼．甚至一口井里打上来的水，都是污染了的，我只能用碘片来消毒，水中碘化物的味道是那么可怕，以至我对该水的安全可饮性不再有任何怀疑。我不相信任何细菌，经过这种可怕的味道仍能存活下来，还会有力气使我致病。

　　我们到达伊西罗时，夜幕已经降临。我急于要试一下我的无线电。我拉出天线，把电源打开，接通电源，转动拨号盘，试图找出一个地方台，但我拨来拨去只听到两个传教士的对话。孤单单的声音在黑暗中寻求交流。我试着再和别人接通。根本不理采司机对我投来的狐疑目光。我对着麦克风说：“我是世界卫生组织扎伊尔小组的乔·麦克科密克医生。有准听出是我吗？”

　　什么声音也没有。

　　我调整了一下天线然后再试，仍然没有声音。不管我怎样努力。都没有反应。我曾经为获得一台无线电而那么高兴，为能够容易地与外界取得联系而信心十足，而现在我真感到我是完了。没人知道我在哪里，而假如我不能把无线电摆弄好，人门永远也不会知道我在哪里。那天晚上睡觉时，我几乎陷于绝望，感到无比孤独。我更害怕的是跋涉了几千英里的不毛之地后，仍找不到疫情的踪影。我知道苏丹确在发生瘟疫，但我没有签证，无法越过边境。很有可能我的第一次追踪病毒之行落得个空手而返。

　　第二天一早我进入伊西罗，运气依然很糟。没人知道像埃波拉那样的疾病。只有继续向北走，向苏丹的边界前进。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是一个叫栋占（Dungu）的小镇，离此50英里。我们走的是一条小路，自从比利时人在1959一1960年撤出后，整个北部地区无人管理，道路与桥梁失修。我们没碰到其他车辆。正常人谁会到达里来，他们又会往哪里去？

　　我开始怀疑埃波拉疫情两次发作之间是否有联系。在这种地方，人们若要旅行，只有靠走路或是骑自行车，他们一天行走的路程有限。扎伊尔和苏丹之间的旅行如此困难，一般人不可能将瘟疫从一处传带到另一处去。何况埃波拉病毒的潜伏期只有几天，病人不可能在此期间步行或骑自行车。我的查访结果证实了我的怀疑：没有人听说过这两个国家在此地有交通或贸易来往。日后呈报程碑，两个发病地区之间通行方便，这纯属无稽之谈。我实际上是独自一人行进在连接两次病情发作的道上。西蒙走的是南部地区，凡是去那里旅行的人都得走他探测过的那条路。

　　我进村后引起的强烈反响说明我低估了此地所处的边远程度。人们无比兴奋，好像我是从外星来的。小孩们聚集在我的的周围，好象他们中间站的是什么怪物。他们可能从来没见过白人，我的特殊外表甚至造成恐怖，有些孩子竟然哭了起来，急忙跑开。

　　怪有趣的，但也令人不安。

　　人们一旦从开头的惊恐状态中恢复过来，便很愿意和我交谈。但是交流需要时间。在非洲，特别是在农村，人随便交谈是不合适的，首先双方得先交流两家的健康情况。这样，即使是问路，也有可能要搭上两个小时，而且，经验说明，不能向你见到的第一个人提问，这样作对方不接受，你得找管事的人。

　　快到栋古时，我令司机停车以便再试一次无线电。我还是在为没能接通无线电而烦恼。

　　“我是世界卫生组织的麦克科密克大夫。有人听见我吗？请通活。”

　　我等待着，然后又再试一次，这次我好像听到一个声音。我拨弄一下拨号盘。

　　“我是麦克科密克大夫，能听见我吗？”

　　“是的，大夫，能听见你。”我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

　　我终于与东南方向百英里外的布尼亚（Bunia）的一个传教士通上了话。我请他帮我与金沙萨的世界卫生组织小组总部联系，让他们知道我迄今所取得的也可以说是未取得的进展，传教士保证说他会通过教会替我传话。我太高兴了。我与外界的联系并未中断。

　　在栋古，我们住在当地的教会里。在这种地方总能得到慷慨而热情的招待。客人带来一种难得的欢娱，至少在饭后是如此。这里用私人发电机发电，而且只是在黄昏后才发动。如果没有发电机，就只能像鸟儿那样安排作息时间了。晚饭后，人们安歇了，村里一片宁静，当厨房最后一根柴禾熄灭时，黑暗笼照了大地。在非洲农村夜间的一件乐事是到户外散步，仰望大空，群星闪烁，美妙万分。一种敬畏心情，油然而生。你会觉得住在村里的非洲人与宇宙融为一体，这种奇妙的感觉会使生活在贫穷和疾病重压下的人们体会到生命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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