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病毒(16)

一六

　　卡尔许诺让我及时了解扬布库的最新情况。与此同时，假定扎伊尔政府最终同意我们前去调查，我便离开塞拉利昂前往那里继续我做的准备工作。现场调查是一种即时的随机应变的事。像碰上在非洲心脏地区出现奇特疫情这样的情况，肯定可以得到无限的基金来源。美国人民夜里不能入睡，担心他们是否将被拉沙热的噩耗惊起。向“疾病控制中心”这样的机构提供基金，往往直接与某种特殊疾病在美国人口中引起惊恐的程度成正比。疫情出现的地方愈靠近美国本土，你就越发可以相信美国国会将拨款去进行调查。当埃波拉病毒对弗吉尼亚州的费尔法克斯县形成威胁时，国会就真的拨款了。就我们眼下要去调查的病毒来说，那还是遥远将来的事。

　　在缺乏足够基金的情况下，我启程往塞拉利昂之前，卡尔和我构建了一个第四级病毒“现场隔离室”（轻便的实验室）。我们设计的这个实验室是一个密闭的小屋，能够在里面处理易传染的物质而没有感染的危险。它只是一个小间，四壁开了孔口，里面放有黑色乳胶大手套，可以伸进双手和两臂。虽不能确切地称这是高科技，然而跟我们一起工作的那位工程师确实做得非常精巧。实验室就架在一张4X8的胶合板上，这块胶合板的作用是支承每个棱角上的钢杆。实验室置于塑料气囊内，一拉就折叠起来，易于搬运。

　　塑料气囊跟外面鼓风机装在一起，鼓风机将气囊内空气抽出，囊内呈负压状态，这样就确保即使塑料气囊出现漏蹿，传染性物质也不会泄漏出来。囊内抽出的空气经过高效粒子过滤器过滤，可以滤出像病毒一样小的粒子。麻烦在于那些手套用起来很不称手。后来我们认识到最大的危险并非通过空气意外地将那些病毒吸人体内，而是由于手指被污染过的针头或其他锋利的器械刺破所致。又过了一些时候，我们明白了真正危险所在，就改为在敞开的工作台上处理从塞拉利昂拉沙热患者身上取来的样品，这样就能比较容易地保护我们的双手。然而，直到这时，我们还不清楚我们将要处理的是什么类型的病毒，它是怎样传染的。真正的可能是空气传播的细菌。

　　10月19日，当我仍在做前往扎伊尔的准备工作时，“疾病控制中心”的卡尔·约翰逊（Karl Johnson）和帕特里夏·韦布（Patricia Webb），在英国波登当（PortonDown）的厄尼·鲍恩（Erie Bowen）以及在安特卫普（Antwerp）的斯蒂芬·帕廷（stefan pattyn）和吉多·格朗（Guido Vander Grocn）都从死在扬布库的一个病人的血液中成功地分离出了一种病毒。他们说，这种没有命名的病毒，跟玛尔伯格病毒外观很相似，细丝状的曲屈成奇怪的环圈，但是对玛尔伯格病毒的诊断试剂却无反应，它似乎应是玛尔伯格的亲属，但是却更加致命。比玛尔伯格更加致命，几乎比人类所知的任何其他感染都更加致命，来自扎伊尔的这种病毒在实验室内裂破组织培养细胞，增长速度惊人。

　　尽管当时还没人知道它，这种病毒已向南方扎伊尔的首都进军了。比利时一位修女的血液中带有这种病毒。曾经在扬布库一家医院工作的迈里安（Myriam）修女住入金沙萨的恩加利马医院（Ngaliema Hospital），看护她的是一位名叫马英嘉（Mayinga）的护士，非洲人。不久，马英嘉也开始出现了早期症状：发烧、头疼、精神欠爽。她曾经看见过这种疾病，又听说过内地有关该病的可怕故事，她惊恐万状，这是我们大家都能理解的。她心神错乱，惶惶不安，在金沙萨市内到处乱走，寻找医生，又到急诊室去求医，却不敢面对可怕的现实，只盼望医生告诉她没事，不过是疟疾，别担心。由于她出入于候诊室和门诊部，她就冒着将此病毒传染给周围人们的危险。对此她很少懂得。身上的症候使她坐卧不安。她的情况越来越糟。

　　人们不知道她首先注意到的是什么，头疼？发烧？吞咽越来越困难？咽候后部剧烈疼痛？她被这一现实吓坏了，继续对自己否认得了这种病毒，但是又拼命地寻求得到确证，一个普通的解释。疟疾，一定是疟疾。人们总是害疟疾的。渐渐就痊愈了。

　　可是马英嘉得的并不是疟疾。

　　终于，她不能再走动了，住进恩加利马医院。她正是在这所医院里染上了这种病毒的。住院以后，她马上就成了医院工作忙乱的中心。医生们赶忙为她注入从得过玛尔伯格病、康复后病人身上取来的血浆，抱着一线希望，但愿能有一点疗效。凡在医院或市内任何地方与她接触过的人一律隔离起来。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从她血液中分离出的病毒后来竟成了她对人类的遗赠。我们后来对此前所不明的病毒及其对人体影响的一切实际知识，都来源于她的血液。10月19日那天，当科学家们在亚特兰大和欧洲鉴定出这种病毒时，我正走出我在塞拉利昂乡间的往处，看见一辆货车停在附近，司机向我走来，问我知不知道约瑟夫·麦克科密克医生。我说我就是。

　　他递给我一封美国大使馆的信，说：“这是给你的。”正是我一直盼待的信息：WHO（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世界卫生组织）已得到扎伊尔政府准许去进行调查。给我的指令是立即前往金沙萨。我请司机把我给大使馆的回信带去，要求帮助安排一张机票。惊险的经历就要开始了。

　　卡尔，当然比我先走一步。他同“疾病控制中心”新近聘请的流行病学家乔尔·布雷门（Joel Breman）一起已经到了扎伊尔了。他们在亚特兰大飞往金沙萨的班机上遇到一位后来在调查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比尔·克洛斯（Bill Close），他是扎伊尔的，也可能是全非洲的，最大一所公立医院院长玛玛·那摸（Mama yemo）医院的院长，身高大约五英尺半，脑袋又大又圆，身躯比较肥胖，精力旺盛，是个理想主义者，又富人道主义精神。我第一次遇见他时，他不停地抽烟。工作认真，从不懈怠。他讲法语像巴黎人，在某些场合他的用词带有一种急躁而又尖酸的语气，他是个空想家，60年代早期，扎伊尔独立之后不久掀起的道德振兴运动鼓舞他来到扎伊尔。很少有人会把自己的家庭迁人并定居于一个战争中的第三世界国家。比尔不像绝大多数其他人那样。在他看来，扎伊尔正是空前的大好时机去实现他的理想，做一些令人鼓舞的事。直到今天他还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和目标生活着工作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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