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阁网 > 纪实文学 > 第四级病毒 | 上页 下页 |
一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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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那场空前的脑膜炎的流行,我于1974年来到了圣·保罗。对于流行疫病我已并不陌生了,我在流行病情报所已经两年了,不过还从没遇到过这么大的疫情。我接受的特定任务是同泛美卫生组织(PAHO)以及巴西政府一起工作,估定疫情在各大城市流行的范围并协助制订控制疫情的策略。在圣保罗,病案数字估计有两万。我到达那里时,有报告说里约热内卢(Riode Jarieiro),贝洛奥里藏特(Belo Horizonte),以及巴西利亚(Brasilia)都出现了疫情。巴西全国的疫情病案数字估计超过12万。不仅大城市流行,甚至人口不太密集的社区、医院和诊所也都挤满了患者。毫不奇怪,每一个感到轻微头痛和发烧的人都跑到医生那里去,生怕自己已落进了脑膜炎的魔爪。医生和药剂师们在过多病人的压力下,工作更加艰难了。 巴西的情况助长了疫情的传播。病菌在人口过剩、极度贫困的环境中繁殖。这里的贫困跟我在扎伊尔见到的完全不同。在非洲,至少还总是有点生存所必需的经济在运行:防止长期干旱,人们通常总能种点粮食足可温饱。我从来没见过任何像圣·保罗这里的情况。这里的贫困,超乎想像,像瘟疫一样任意肆疟,把整个里约和圣·保罗地区变成了骇人的贫民窟,暴力与致命的病原体的肥沃的滋生地。人们告诉我:圣·保罗的贫民区,通称favelas,座落在该市周围的斜坡上,每年以五十万人的速度增长着。贫民窟的居民大部分来自农村,那里已无法为生,被城市里的工作机会引诱而来。随着已西人口的迅速爆炸,导致了寻求职业和资财的剧烈竞争。在里约,以及较小程度上在贝洛奥里藏特、贝伦(Belem),圣萨尔瓦多(Sam Salvador),和福特莱萨(Fortaleza),都有与此相同的景况。 事实上,全世界都以空前的速度在向城市化发展。在那些贫民窟里,空间极为有限,人们到处打桩圈地,为自己找一片存身之处。典型的贫民窟里,其住处是白铁皮,粗麻布和纸板用铁丝绑在一块搭起来的棚舍组成的大杂院。到处见到的是衣衫破烂、混身泥垢、长满了疥疮和其他寄生菌的儿童在污泥里玩耍。人们家与家的界限无法分清,根本就没有个人空间这回事。对于这些城市贫民,个人隐私是超乎想像的。室内地是泥土的,全部家具只是三两张床垫、几张垮坏了的椅子,可能有一块破烂了的地毯或一张破旧的木床。大家挤在一起睡觉。自然,卫生设施实际上不存在,一旦下雨,那些贫民窟便都成了污泥的海洋,臭水和污物散发着难闻的气味。 那可怕的流行病跟泛美卫生组织官员们的低效率也有关系。他们对于怎样处理紧急情况很少注意,更缺乏动力。在那些日子里,泛美卫生组织的官员们来自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他们只讲西班牙语,从未学过巴西人的母语葡萄牙语。这样一来他们同巴西人的关系便不那么融洽,从而严重地影响了泛美卫生组织处理疫情的能力,他们常常发现自己被切断在决策过程之外。(我们只能希望这现象现在已经消除。)由于我不想自己也靠边站,所以我尽可能快地学习葡萄牙语。假如我想要做成任何一件事,我必须想到怎样同泛美卫生组织维持良好关系,同时跟巴西人结成真正的联盟。 在这样的形势下,还有一线光明的希望。脑膜炎双球菌是对青霉素高度敏感的少数几种细菌之一。青霉素是价廉而又有效的抗菌素。问题在于,感染初期,很难肯定谁感染了脑膜炎双球菌,谁没有感染。如果谁得了,发作得快,就得赶紧治疗。那些日子里,巴西举国惊慌,无论害了什么病,都怀疑可能是脑膜炎。 在贝洛奥里藏特,米纳斯吉拉斯(Minas Gernis)州的首府,我同该州卫生实验室合作,协助培养诊治流行脑膜炎的技能。做这工作,志气、耐性和良好意图是重要的,但是随机应变的能力更为重要。当我们把一些不同类型的实验室合并在一起之后,却还缺少一个细菌培养器,那是培养细菌的一件关键性设备。一位名叫乔治·戈尔曼(George Gorman)的“疫病控制中心”的技术员在一个旧木柜里装上一个灯泡和一支温度汁,就成了可代用的细菌培养器。假定这个细菌培养器是我们的暖房的活,我们还需要“花盆”来培养从可疑病人那里采来的细菌。我们就用插蜡烛的瓶子来代用。蜡烛燃尽了氧气,瓶子里满是二氧化碳。脑膜炎双球菌就渴求这样的环境。它们一得到这样的环境就很快繁殖。把这些繁殖出来的群体,用格拉姆氏染色法加以处理,放在显微镜下,如果确是脑膜炎双球菌,就会现出典型的红色双球菌来。 我们很幸运,因为有一种流行脑膜炎的疫苗问世了。那是六十年代未洛克菲勒大学(Rockeffeller Universitv)的埃米尔·戈茨利克(Emil Gotschlich)发现的,是一种醋类疫苗,对预防A型和C型脑膜炎双球菌很有效。这种多酪疫苗是脑膜炎双球菌多糖外衣的分子做成。人类免疫系统对这种糖外衣的反应,就像对脑膜炎双球菌一样。这样产生的反应,对日后有人如真的碰上脑膜炎双球菌时,就能保证免疫。碰巧,巴西这次流行的脑膜炎正好主要是A型的双球菌,其余一部分是C型的,这种疫苗对它们很可能是有效的。 巴西政府大力推行了一次注射疫苗运动,取得完全的胜利。在那疫病流行的两年里,卫生局为六七千万巴西人民(相当于1974年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成功地注射了疫苗。那么多的生命得到挽救,那么多的儿童免于破相或残废,举国为之欢腾。只遗憾注射疫苗运动开始得还不够早。当运动开始时,已经有五千到一万人死于流行性脑膜炎了。 1976年正当我将结束在巴西的工作之前,忽然接到“疾病控制中心”的顾问比尔·费奥基(Bill Feoge)打来的长途电话。比尔后来成了本机构的主管。他身材细瘦高大,对自己的工作抱着一种救世的热情。他的奉献精神和诚实直率的品质,对于从事公共卫生工作的人(包括我在内)来说,他是个好导师,而对某些官僚政客来说,则对他深怀戒备。他在电话中告诉我说“疾病控制中心”有兴趣在塞拉利昂(Sierra 1eone)建立一个野外工作站来研究二种新的疫病。我特别注意听他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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