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病毒(10)

一〇

　　我决定这次调查应按常规进行，即按照所谓“病案控制研究”制订的办法进行。这是一种科学的方法，流行病学家用来发现感染者和未感染者之间的最重大差异。如果能够确定这些差异，特别是食物引起的病菌感染，你通常就接近于精确地找出发病的原因或传染的途径了。于是我就把参加过野餐会的人分为两组：“病例组”（得了咽炎的人）和“控制组”（没有得咽炎的人）。

　　好了，现在我已有了对象，我就得想好问他们些什么。我准备好一份问卷调查表，表的措辞注意使被调查者在回答是或不是时明确地回答出问题。基本上我是要找出线索。那些问题都有一定的内在逻辑，其中有些是明显的：您参加了野餐会吗？您吃了这样菜、那样菜或别的什么菜吗？您喝了这种或那种饮料吗？

　　调查者提出问题要非常注意方式，使人一看就明白，从而作出准确答复。调查中很容易导致错误结论，就像我在亚利桑州那次做过的那样。人们容易忘记，或者可能作出虚假回答，说出他们认为是调查者想要得到的答复。他们以为有些事情要告诉医生，有些事情医生并不想要知道。于此同时，我还得取样。这必须得到我的对象的同意，因此我经常费尽力气进行劝说。眼下这场流行病，需用的检查材料是拭子。我做好这些检体之后，放进特殊的运输袋内，里面还放进硅冻胶。硅冻胶能使那些细菌存活到运抵“疫病控制中心”实验室之后。检体将摊放在盛有细菌培养基冻胶（内含丰富养料）的待制盘子里。如果检体里确有链球菌，它们便会在培养基内长成一堆一堆灰色的圆圆的微生物，四周布满了透明的乳晕。接着进行的检验结果便会准确他说出我们处理的是哪种链球菌了。

　　我开始一家一家地访问，跟人谈话，在调查表上做记录，并把拭子枯在他们的喉部。我毫无困难地证实那次野餐会是这次流行病爆发的一个共同的因素。我的病案控制研究还使我拣起了另一极为重要的线索。所有那些染病的人在野餐会上都吃过一道特殊的菜：土豆沙拉。

　　现在我必须找到那土豆沙拉，——如果还有剩余的话。

　　我挨家挨户地询问，终于找到有人从野餐会上带回的剩余土豆沙拉。下个问题便是：谁持有那些土豆沙拉？这又需要调查，一一提出惊人的私人间题。接着我必须申请允许我搜查人家的电冰箱和冷藏库。我终于在该居留地社区中心的一个冷藏库里找到了野餐会上的好几种菜肴。作为样品，我小心地把这些珍贵的证据包装起来迅速送回“疾病控制中心”，看中心的实验室能不能从中培养出那罪恶的链球菌来。

　　在帕克尔逗留一周后，我回到亚特兰大准备开始下一步的调查，那将在实验室里进行。在个人电脑问世以前，那时候要获得那些问卷调查表和其他调查谱询的统计结果，我必须把全部资料都输进统计机上用的穿孔卡片。“疾病控制中心”的六层楼上有一台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机器，叫做打孔卡分类机。它只就是／不是的回答进行系统运作，根据卡片上的打孔将卡片分类。虽然该机运作很快，却必须经过繁复运作才能得到一个答案。如果回答是“是”，便在卡片上打一个孔，如果回答是“不是”，便不在卡片上打孔。“是”的卡片将分成一堆，“不是”的卡片另放一堆。如果有好几个层次要分类，那么决定一个回答的进度就更慢。譬如，我要找出同吃过土豆沙拉的男人相比，是不是吃过土豆沙拉的妇女全部病了，我就得把所有吃过土豆沙拉的人的卡片分出来，然后再把所有男人和妇女的卡片分出来。接着我还得把吃过土豆沙拉得了病的妇女的卡片分出来，结果卡片撒满了一地，这全部过程很令人腻味。现在，我们只需将信息直接输进电脑，再输进几条指令，几秒钟内就得出了答案。

　　实验室的结论出来了：土豆沙拉里隐藏着罪犯。显然，那些土豆沙拉做好后就盛在大的容器里放进电冰箱，冰箱里冷气透进容器需要一定的时间，因而那些上豆沙拉放进冰箱后几小时内还是温热的——正是细菌污染最好的生存之地。看来当时搅拌沙拉的人已经感染了链球菌，由于他没有认真注意食物卫生，链球菌便进入了沙拉。那些细菌正高兴能呆在容器的湿热的中心，即使是在冰箱里，因为稍过些时候就能在它宿主的咽喉后面栖息了。

　　我们写了一份报告，二号疫情报告，给帕克尔的卫生当局，提出初步建议：除去那些冷冻的土豆沙拉、让每一个可能喉部隐伏有链株菌的个人适当地注射青霉素。这些措施便够了，疫情流行制止了，没再发生。我又回到EIS（流行病情报所）开办的学习班上学习。但是，却是帕克尔那地方爆发的流行病为我培训流行病学的科学方法提供了最实用的基础。不久我又来到尼日利亚寻找老鼠，向苏丹农村的村民调查有关拉沙热的病况。我还向病人询问来自巴基斯但的普通医生给他们打针的情况。无论后来面对什么样的局面，我所掌握的基本方法就是我在西南地区一个小市镇上追踪土豆沙拉时学到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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