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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杜鲁门的第二个举措是改组情报机构。在1946年以前,陆军部、海军部各有其情报组织,联邦调查局、战略情报局以及各部的情报处都各有活动,收集的情况非常混乱,甚至互相矛盾。杜鲁门认为有必要取消、合并一些情报机关,以提高效率和情报的准确性。

  1946的1月,杜鲁门在白宫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于20日颁布了建立中央情报组的行政命令,并撤销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组在1947年改名为中央情报局,由总统、国务卿亲自过问其行动,每天第一个见杜鲁门的几乎总是中央情报局的局长。

  为了在政府中设立一个永久性的上层机构以协助总统制定有关国家安全的重大决策,杜鲁门提出了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议。1947年该机构建立,委员会由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主席组成,负责讨论军事、外交以及资源问题的重大决定,中央情报局成为安全委员会的一个下属机构,为它提供各种精确的情报,中央情报局局长列席委员会会议。

  杜鲁门首创的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权力与日俱增,现在已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决策部门。

  1946年开始,和平的光环还在闪闪发光,冲突和战争的阴云已开始慢慢凝聚了。杜鲁门的视线从国内的纷杂转向国际舞台时,面临的又是腥风血雨。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蒋介石一边欢庆胜利,一边暗自准备发动内战,而毛泽东运筹帷幄,一边追求和平,一边准备反击国民党反动派。

  杜鲁门对中国的态度很明确,他告诉驻中国大使赫尔利:“我们的政策就是支持蒋介石,但我们不能卷入中国的内战中为蒋介石作战。”

  他授权马歇尔将军组织调停代表团去中国,调停所谓“国共争端”。但事实上,在国民党政府一再要求下,杜鲁门执行了支持内战的实际行动,他在给陆军的一份备忘录中,命令他们帮助国民党政府运输军队到东北和华北的港口,包括对这些军队的后方勤务上的帮助。

  1946年7月,杜鲁门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这时中国的情况使他不知所措,蒋介石要求在军事上自由行动,而他的代表马歇尔将军正在进行所谓“和平努力”。8月10日,杜鲁门致信蒋介石,劝他暂时不要采取军事行动,等待中国“民主”进程的情况。然而,蒋介石没有听从他的劝告,于1946年春发动了全面的内战,美国的调停宣告失败。杜鲁门深知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对它能否胜利给予怀疑。

  尽管如此,他不愿看到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因为苏联已经是一个巨大威胁了。因此,美国没有直接参战,却提供了巨额援助,支持中国的国民党政府。

  战后美国的战略重点是在欧洲,而欧洲的敌人就是苏联,二战时的坚强盟友终于反目为仇了。

  1946年初,苏联在伊朗的活动引起了杜鲁门的注意。他电告苏联政府,要求遵守它与英。

  美达成的撤军协议,在3月2日前撤离伊朗,苏联没有理睬他的警告,继续支持伊朗北部阿塞拜疆省的自治运动。3月6日,乔治·凯南代表杜鲁门再次向苏联提出抗议,后未奏效。

  当时,杜鲁门最感到担心的是土耳其和希腊问题。

  苏联已经在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帮助建立了由共产党或工人党组成的政府,这些国家连同苏联组成了对抗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阵营。杜鲁门对这些东欧国家已不抱任何希望,但他坚决反对苏联对土耳其和希腊的干涉,担心它们的“赤化”。

  苏联对土耳其的要求主要是传统的黑海海峡问题。

  1946年7月,莫斯科给安卡拉一份关于调整达达尼尔海峡使用规定的照会,排斥一切非黑海沿岸国家的权利。杜鲁门支持土耳其政府拒绝了苏联的要求,并准备武装保卫国土。但是,按战后落后的武器装备贫困的人民生活来讲,土耳其根本不可能对抗苏联。

  另一个焦点是在希腊。当时英国占领着希腊,并组织了右翼政府。但贫困、饥饿使人民忍无可忍。希腊共产党的势力日益壮大,并得到了附近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英国政府仅靠4万名英国士兵和大量援助才保住了临时政府的存在。1945年秋,艾德礼紧急致电杜鲁门,希望美国给希腊援助。1947年2月,英国又一次告知杜鲁门,英国已无力支持希腊政府,不得不在3月30日停止一切供应,并于4月1日以前撤出希腊。英国人希望美国继承英国的权利。

  杜鲁门紧急召集阁员们讨论当前局势,他一再重申:英国撤出希腊,那么共产党政府一定会建立起来,希腊势必站到苏联一边;这样,土耳其将成为共产主义大海中的一个无法防守的前哨;东欧的许多国家已经陷入共产主义的阵营,不应该再牺牲希腊和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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