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S·杜鲁门(12)

一二

　　4月18日早晨，杜鲁门会见了以俄亥俄州参议员罗伯特·塔夫托为首的共和党领导人，谈了关于对战争所采取的态度问题。接着，他又接见预算局长哈罗德·史密斯。史密斯提出预算牵涉到国家的最高政策问题，因此总统应该适当地行使权力，杜鲁门表示接受。由于看到欧洲胜利日的日益临近，杜鲁门和史密斯讨论了1946年预算上的一些变动，杜鲁门要求预算局准备好变动了的预算表册，以便及早送交国会预算委员会审查，并建议史密斯与军方进行一下讨论。

　　第二天上午，杜鲁门召集副总统麦克拉、参院多数党领袖巴克莱、议长萨姆·雷朋和众院多数党领袖约翰·麦考马克，进行新的“四巨头”会议。杜鲁门向他们提供了战争和外交战线方面的最新消息并概述了欧洲战争临近结束、有必要修改联邦预算法案的问题。然后，11点半时，杜鲁门与马歇尔将军检查了欧洲战线迅速进展的情况。他们讨论了一件拟在英、美、苏三国军队在德会师后发表的文告草稿，并将文稿拍给丘吉尔。

　　4月20日早晨，财政部长摩根索向杜鲁门报告了关于战争费用开支以及财政部目前工作的情况。摩根索谈到，本财政年度的预算收入还不到预算支出的一半；并且国内的漏税行为、黑市活动猖獗。杜鲁门深知美国财源非常窘迫，这不仅是直接的战费，也由于其他国家正大量地向美国求援，但他本人也自觉无可奈何。

　　同一天，杜鲁门任命查理斯·罗斯为新的新闻和广播秘书。查理斯在1901年在独立城高级中学毕业时是杜鲁门的同学，后来在《圣路易信使报》工作。

　　当他们把任命的消息告诉他们从前在独立城的老师提尼·布朗女士时，她显得格外高兴，大声说道：“我为你们感到骄傲。”一时间，这段轶闻被传为佳话。

　　4月21日，杜鲁门在地图室中得到消息：德军在各个战线上的抵抗都在崩溃。来自瑞士的谣言说，希特勒已经离开柏林。杜鲁门望着地图上各路盟军的进军箭头都齐齐地指向柏林，不禁想到，毫无疑问，欧洲战事的结束已指日可待了，只剩下太平洋战场的日本人在顽抗了。4月22日晚上8点30分，杜鲁门在布莱尔大厦接见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讨论了波兰问题后，杜鲁门提出了苏联在欧洲战争结束后尽快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这个问题在雅尔塔会议上已经达成过协议，但苏联因为全力反攻德国而拖延下来。

　　莫洛托夫称：不管在其他战场上发生了什么，只要能够做到，苏联一定会尽快地加入太平洋战争。杜鲁门对此表示赞赏。但整个会谈因双方意见分歧而显得索然无味。

　　4月24日，杜鲁门正在办公室阅读紧急情报，美国驻英大使魏南特紧急电告他，丘吉尔首相要与他通过远洋电话进行交谈。德国盖世太保的头子亨利希·希姆莱已通过瑞典政府提出西线德军投降的建议。

　　杜鲁门马上命人叫来李海海军上将、马歇尔将军、金海军上将、赫尔将军和帕克上校，希望他们注意自己和丘吉尔的对话。一会儿，电话接通了，这是杜鲁门同丘吉尔第一次在电话中谈话。双方互致问候后，丘吉尔提到了希姆莱的建议，杜鲁门问：“他要怎样投降呢：是指所有的挪威、丹麦，意大利和荷兰？”丘吉尔说只包括意大利和南斯拉夫，并且布姆莱决心不向东线的苏联投降。杜鲁门马上回答：“我认为应该强迫他向三国的政府投降，苏联、你们和美国。零星的投降，我认为根本不应该加以考虑。”丘吉尔也同意，“除非德国无条件地向三大国投降，否则英王陛下的政府也先不考虑。”接着，二人讨论了对俄的态度问题和瑞典在这次投降中的立场。他们一致同意马上将希姆莱建议和美英立场转告斯大林，并约定于6月1日举行两人的首次会谈。

　　杜鲁门和丘吉尔互道“晚安”后结束了长谈。杜鲁门马上给斯大林发报，首先说明希姆莱对英美的建议，接着阐明自己的观点，最后请他马上给予答复。

　　4月25日，美国和苏联的先遣部队在柏林以南的易北河畔的托尔高会师，杜鲁门与斯大林互相致电祝贺。

　　4月26日，杜鲁门同预算局长史密斯举行第二次会议。由于前线上的进展，有必要对国内外的政策和担负从速重新进行审查和重新估计。杜鲁门曾指示史密斯为各种战时机构，如：战时人力委员会、战时情报局、战时生产局、民防署和海运委员会等制定预算，但现在他改变了主意，认为如果能缩小其中一些机构或大大精简甚至取消一些，都是可以的。战时增设的这些机构臃肿庞大，运转不灵，而且马上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杜鲁门还提出了改组劳工部的问题，把分散于各个战时机构的关于人力的职权集中在劳工部，由劳工部长统一管理。接着，他对史密斯抱怨说住宅情况是一团糟。而且住宅问题将在和平计划中占重要地位。杜鲁门提醒史密斯注意：在计划和平的时候，不应当忽视一项重要事实，那就是，即使欧洲取得了胜利，盟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大规划战争还没取得胜利。政府各部门和各战时机构中，过早地使士气涣散是很有害的。所以，在削减战时机构的预算时，必须考虑职员失业、机构效率降低等后果。杜鲁门建议逐步缩减预算，并事先与机构负责人商量。另外，像物价管制局、战时石油管理局等机关是不应有变动的。

　　而“失业补偿金”和“老年补助金”是完全不同的，当战时生产转变为和平时期生产时，这些款项要增加。

　　杜鲁门一再强调要注意战后民生和经济的问题。他同时对史密斯关于给红十字会拨款的计划给予否决，他相信：“如果我们给红十字会拨款，那我们就不得不对其他私人团体拨款，而且这类性质的拨款有可能缩减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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