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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3

  邓肯几乎和20世纪一起来到了巴黎。

  她刚一落脚,没有急于展示自己的“舞功”,而是一头扎进了卢浮宫。她带着面包,整天泡在希腊花瓶陈列室里。

  酒神狄俄尼索斯激扬恣肆,内心的释放宛如高山大林中的飞瀑,闻其声而不睹其形。日神阿波罗像一位圣贤,敦良爽悦,光芒四射,灵魂的自足仿佛一汪湛然的深潭,满而不溢。

  美神维纳斯没有飘飘欲仙的作态,沉秀温润,形体的呈现像海边拔地而起的林木,婀娜多姿,美而不艳……

  还有那些舞蹈,看不到过分的扭曲、夸张的表演,举手投足都显示出一种内在的律动,一种血脉的传承,有如生命的发生、成长和死亡,热烈和繁荣,凋谢与萎落,都蕴蓄在宁静之中。看这些舞蹈,就像儿时在旧金山唐人街看中国刺绣和古瓷上的花草一样,能感到一股鲜活的力量漫布全身。

  邓肯还要抽空去巴黎圣母院和凯旋门,研究那些群像与雕塑。她得出了一个结论:任何雕刻,无论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无论浮雕还是圆雕,都是舞蹈某一瞬间的凝固,都展现了舞蹈的一个截面。

  这一点,邓肯在夏季规模宏大的博览会的“罗丹馆”里,得到了更为坚定的证实。

  你看《思想者》,巨人坐在那里低头沉思,眉额紧锁,右臂有力地支撑着他那因思考而格外沉重的头。他在想什么?是在思考人的命运,还是在为地狱的灾难感到不安?他弓着的身体、绷紧的肌肉、扣住地面的有力的脚趾,正是一种传达痛苦的舞蹈呵!

  还有,《巴尔扎克像》,作家高昂的头颅,宽大的长袍,难道不是一种对抗流俗、特立独行的舞蹈么?

  邓肯豁然开朗。对舞蹈的深刻理解——把舞蹈和人类命运联系在一起——为邓肯即将进行的舞蹈艺术的探索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在这条路上,她义无反顾地走了下去,直到她人生的终点。而由她掀起的舞蹈艺术革命的浪潮,却始终不曾停息,源源不断地汇入人类文明的汪洋大海。

  有一天,在歌剧院,一群人指着维纳斯雕像议论纷纷:“她的胳膊呢?”

  邓肯愤然回头,呵斥道:

  “这也不懂!她不是一个单纯的女人,而是一种象征,是对人类理想的渴盼和呼唤。”

  4

  博览会前夕,查尔斯·哈莱突然出现在依莎多拉·邓肯面前,他们一起在凡尔赛花园或圣日尔曼森林里漫步,一起到埃菲尔铁塔边的餐馆进餐,一起观赏日本舞蹈家贞八重子的表演。

  哈莱走了。他把依莎多拉交给他的侄儿夏尔·努夫拉照顾。努夫拉是个25岁的年青人,一副玩世不恭的态度,但他学识丰富,对美术、音乐、建筑均有涉猎。他真的把邓肯照顾得很周到,像一位无所不能又无所不在的兄长。他还搬来了他的两位挚友,雅克·博利和安德烈·博尼埃。他们很快成了邓肯的莫逆之交。

  雅克·博利的父亲是知名的雕塑家,母亲德·圣马索夫人更具号召力,她的沙龙是全巴黎最艺术、最时髦的沙龙之一。邓肯在这里结识了不少社会名流,包括作曲家梅萨杰、剧作家杜萨等。而他们也在这里欣赏到了别开生面、令人心旷神怡的邓肯舞蹈,一些敏感的人士已经察觉到了舞蹈艺术革命的火花。

  邓肯发现自己的感情起了微妙的变化,她的心愈益向其中的一位小伙子靠拢。这个小伙子既不是体贴解人的努夫拉,也不是一表人才的博利,而是个子矮小、苍白的面庞上还戴着一副眼镜的诗人博尼埃。

  博尼埃的眼睛在厚厚的镜片后面眯成了一条缝,但一看就知道那是一双聪慧的眼睛。他抑扬顿挫的朗诵使邓肯了解了法兰西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他们经常乘坐塞纳河上的公共马车到城岛去,凝视着月光下肃穆凝重的巴黎圣母院。

  圣母院是法国哥特式教堂的第一代元老,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相混合的奇特产物。它那环形的圣堂和小礼拜堂,挺拔的扶壁和细长纤弱的飞券,既极尽峻峭清冷,又显得空灵超脱。博尼埃认识这个建筑物正面的所有雕像,他向邓肯讲述每一块石头的来历。

  “哥特式教堂风行多少年了?”邓肯问。

  “它在欧洲北部大陆发展了数百年之久。”

  “哥特式,真是一个激励人的名字。”

  “的确,人们一听至哥特式这个词,就会将它与一幅尖塔高耸入云的美丽古教堂图画联系在一起。然而,这个词的实际含义却是指不文明的、野蛮的东西。”

  “那为什么?”

  “哥特人是边远地区一个未开化的民族,他们无视当时约定俗成的古罗马广场与古希腊卫城的模式,独创了这种用高度表现自己艺术观、人生观以及宇宙观的建筑风格,被认定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现代艺术’。”

  “但哥特式建筑现在却主宰了欧洲大地。”

  “是呵,任何一种新事物的出现,首先总是要遭到剿杀。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新对旧的革命,这就是文明历史的艰难步履。”

  邓肯深有会心地点了点头。

  但博尼埃神经质的举动,邓肯也捉摸不透。他总是两眼直瞪瞪地望着邓肯,几十分钟一动也不动,不说一句话,却从来没有主动去挽过邓肯的手臂;他在邓肯的额头上久久地亲吻,可他不接受邓肯的嘴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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