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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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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一番不友好的接待之后，孩子们在一个陌生国家有这样一次美好的经历，我是多么高兴啊。 伦敦由于受到德国空军的袭击，绝大部分居民都疏散出去了，我的父母暂时居住在牛津的朋友家里。我们设法在这座城市里寻找一个住处，但是在这个地方寻找住房是毫无希望的，因为这里面对袭击相对说来是安全的。在那些遭到轰炸的城市，由于破坏，也找不到住宅。我终于发现了一间有家具的房子，足够我们三人住，但是女房东只愿意把这间卧室租给一个人，于是我只得再一次把米沙和尼娜送进寄宿学校去。我找到一个森林小学，校长是个进步人士，学校距牛津不远。尼娜一句英语不懂。她已经四岁，她在陌生环境里学会的最初两句外国语是“stop it”和“go away”（“放下”和“走开”）。 几天之后，女房东请求我搬家，因为她忍受不了我这副外国人的面孔。我所找到的下一个卧室，又不允许孩子进来。 ＊ ＊ ＊ 致伦的信： 昨天我在孩子们那里只呆了一个钟头。我是多么想念他们啊。学校领导不愿意父母来访，并且让人感觉到这一点。我的女房东也不愿意看见他们在我这里。学校认为手绢是违反自然的，应该允许孩子们流鼻涕。但是这里的教师和校长都很和气，伙食也好。米沙觉得挺舒服。尼娜却失掉了往日的欢乐，在她的顽皮当中又加进了许多别的孩子的坏毛病。我多么希望把她留在我身边啊。 最令人吃惊的是，那些未经历过困难的人们，比起那些亲身体验过战争的人们，更冷淡，更不宽容。 ＊ ＊ ＊ 我的女房东下决心宁愿接受一位“先生”。我在乡下伍斯托克附近的教区一个乡村教士家里找到一间卧室。教士的妻子问我：“您是否属于我们的教堂？……张伯伦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吗？您祈祷吗？您晚上跟我们玩牌吗？” 经过这样一番考试之后，我才允许搬人这栋异常美丽的房子里来，它有一个公园似的花园，一条小河从中流淌而过。 我每两周定期去伦敦，并给伦写下我的印象。 ＊ ＊ ＊ 自然，我是痛恨飞机和炸弹轰鸣的，但是，也许是由于我没有足够的幻想吧，拉警报时我感到非常镇静。我对自己的生命毫不恐惧。 地铁车站及其热闹的夜晚！数百人睡在搭在那里的木板床上。他们在几个月之前就来了，形成了一种住宿集体。他们从自己的大包裹里拿出晚餐，装茶水的暖水瓶，拿出他们的针织品和报纸。父亲在吸烟，母亲在与邻人搬弄是非，孩子们在玩藏猫儿。情人们坐在角落里拥抱在一起。喧闹的车辆驶进来，人们从车厢里拥出来，尽量不要踩着那些找不到空板床，躺倒在地上的人们…… 昨天我在伦敦转悠了好长时间。一处被炸毁的小住宅，比起大商店的废墟更令我痛苦，洗过的衣物尚晾在厨房炉子上方的一条绳子上…… 我在电影《大独裁者》里看见了查理·卓别林，我几乎无法把它看完。卓别林把一切都弄成笑话。但最后他发表了一通非常漂亮而感动人的演说。 ＊ ＊ ＊ 我与父亲一同看的《大独裁者》，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认为这电影是好的。我无法面对纳粹发出笑声，即使像卓别林这样天才把他们漫画化，我也笑不出声来。在英国人们可以做到这一点。这个国家的情况是特殊的。自从战争爆发以来，英国军队经历的只有失败。他们被从挪威、法国赶出来。在著名邓扣克小海港，集合了30万英国和法国士兵等待撤退，疏散到英国去。由于这次撤退是在全体解除武装的情况下成功的，而被称为“邓扣克奇迹”。 在经受了这些打击之后，英伦三岛面对希特勒入侵威胁，只是做了薄弱的准备。1940年9月，希特勒开始对英国城市的可怕轰炸，这次轰炸持续了数月之久。 未进行充分准备的原因何在？统治阶级及其政党，保守的“托利党人”，直到1939年纵容希特勒壮大自己，希望他发动战争不是反对西方势力，而是反对苏联。待到希特勒来掐他们的脖子，才决定行动起来。战备物资生产被置于先于一切其他的优势地位，保守派首相邱吉尔要求人民“流血、劳动、流汗和流泪”，人民做出了牺牲，他们痛恨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由于整个英国奋起自卫，很少产生那种压抑气氛，像在“中立的”、四面包围的、在许多方面不得不让步的瑞士那样。希特勒的空中武器无法对人民群众实行道德上的折磨。情况恰恰相反。 后来，当英国战争物资生产全力运转起来时，生产出头等的飞机，它们的性能远远超过希特勒的空中武器。英国飞行员由于勇敢，熟练，受到全国的爱戴。在战争当中他们的损失是巨大的。 虽然我还没有自己的住宅，我却在焦急地等待着我的工作的开始。 关于第一次接头以及相应的替代性接头的指示，我在瑞士时已经收到了。让我去伦敦见一个苏联同志，在海德公园附近的一条街上，距大理石拱门不远。当然，我们有暗号，并且约好固定的语句，与陌生人会面必须这样做。我觉得详细描述这些东西是多余的。 在一个新的国家进行第一次接头，每一次都令人激动不已。来的是什么人？中央希望做什么样的特殊工作？我有能力完成这项工作吗？假如没有人来怎么办呢？ 一个或者两个约定的时间已经过期了，我没有想到在葡萄牙和海上行程会耽搁几周的时间。与我会面的人也许会因为这一次没有白来而感到高兴的。 我的等待远远超出了约定的时间，却没有人出现。第二天晚上我又徒然地等待了一次。14天以后，我又徒然等待了一次。我已经不记得我到伦敦去过多少次，在大街上来来回回走了多少越。这个地方选得不恰当，因为这里是妓女出没的地方，她们不喜欢我经常在这里停留。我越来越焦急，关于接头地点是否产生了误会？我是否记错了地址？去苏联大使馆，是不允许的，我从未这样做过。 有可能我在无意之中犯了一个错误，在瑞士时由于赫尔曼的被捕而弄错了什么，或者是通过奥罗的告发，或者根本就是我自己弄错了，错误也许是出现在阿尔伯特的机器上。我知道一旦某个同志的工作遭到威胁时，要与他中断联系，他会接受这种做法，并不感到自己受到伤害。在地下工作中，保护工作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不能继续从事这项工作，我就得去为自己寻找生活来源，加入英国党，在那里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继续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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