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忆旧(50)_鲁特·维尔纳

五〇

　　这是一个瑞士人，名叫艾德蒙·哈梅尔，他在日内瓦开着一家小商店，经营通讯器材与维修。商店楼上便是俭朴的住宅。艾德蒙是个诚实的，心地善良的人，他的妻子奥尔迦具有一种生机勃勃的美，有一头浓密的深黑色头发和同样黑的双眼。她能对这种生活感到心满意足，似乎是不可理解的。我们熟悉以后，她告诉我，她是从农村来的，在城里一家酒吧工作过，在那里她很快便对男人的举止感到讨厌。那时遇上了艾德蒙，他诚实、规矩、安静和腼腆，她喜欢这样的人。

　　他们二人都是共产党员。奥尔迦在店里接待顾客，艾德蒙是无线电专家，他只能慢慢地学习。由于职业的原因，他的业余时间有限。我们决定也教给奥尔迦发报。她以火一般的热情投入工作。授课是在晚上进行的，有时艾德蒙身穿睡衣裤，脚登托鞋睡眼惺松地走进我们上课的厨房抱怨说：“你们还没学完？你什么时候才上床啊？”她不耐烦地摆摆手。尽管如此，我们也没有理由嘲笑艾德蒙。当时他就承担着报务员的全部危险工作，后来在困难处境中，他证明自己是勇敢的，行动是慎重的。

　　有许多夜晚我在那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住宅里教他们二人。有时伦代替我。哈梅尔夫妇既不知道我们的姓名，也不知道我们的地址。

　　按照阿尔伯特的要求，我并不在日内瓦我那带有家具的两间套住宅里发电报，而是在哈梅尔的厨房里，或者在阿尔伯特所建议的其他地方。我记得有一次是在日内瓦附近一栋度周末的房子里，它坐落在一个孤零零的地方的森林里。我每周大约工作两次，传递我的和他的消息，他的消息更重要些。

　　1940年晚秋，中央建议伦和我转移到英国去。阿尔伯特反对这样做，我猜想，他认为我同意这样做是一种临阵逃跑。但是后来这种临阵逃跑却是逃人一个处于战争当中的国家，当时这个国家正遭受着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法西斯空中武器的可怕轰炸。阿尔伯特的工作是重要的，所以他希望把伦和我留下来。另一方面吉姆已经受过培训，奥尔迦和艾德蒙不久也可以充当报务员，伦也可以听从阿尔伯特调用。伦作为国际纵队战士，是不能穿过西班牙的，他必须留在日内瓦，直到我们为他找到一条通行路线。

　　到英国去只能走一条荒唐的弯路。当时在法国只有一条狭窄的通道是开放的，这条道路要通过希特勒的附庸佩丹将军控制的地盘，才能到达西班牙边界。旅行路线从那里通往西班牙和葡萄牙。在里斯本才有通往英国的飞机或者轮船。

　　我准备12月底出发。我最后一次去拜访奥尔迦和艾德蒙时，艾德蒙两眼含着泪水，奥尔迦以责备的目光看着他。她突然坐下去，以农民的方式用围裙捂着脸哭泣起来。

　　伦接过教课的任务。后来哈梅尔与吉姆建立起联系。二人都是优秀的报务员。由于阿尔伯特的消息重要，他们超负荷地工作了三年的时间，直至1943年10月，他们在发报时被探测出来，遭到逮捕为止。

　　阿尔伯特，即山道尔·拉多，在他那本书《朵拉来电》中描写了70名警察带着狗，在联邦政府警察局一位领导人亲自率领下，采取行动进行逮捕的情形。

　　为了说明探测一部发报机的过程，让我从《朵拉来电》①中引证瑞士警察局的一段报告，这里指的是吉姆的发报机。

　　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事出版社，第477页。

　　在日内瓦的观察中（观察哈梅尔夫妇）我们探测到了第三个电台……

　　1943年10月9日我们已经确切地知道，它们（电台）在洛桑……

　　1943年10月22日我们已经确定在哪个城区……

　　1943年10月25日……我们已经确定了电台的地址……（楼层）

　　警察局设立了特殊的监听电台，记下了多日吉姆的电报文本。

　　1943年11月19日，他在发报时也被捕了。

　　我是1940年12月告别吉姆的，后来他作为变节者受到英美特务机构敞开怀抱的欢迎。关于他的历史我须作少许补充。我不相信他从一开始便扮演了两面派角色。我相信，他在《间谍手册》里以玩世不恭的方式所描写的一些情节，当初他并不是那样看待的。此外，他在变节之后也并非如他自己说的那样，是个什么从容的人。一位我们当初吸收他时就与他相识的奥地利同志，曾经于1947年请求我立即去见他，他讲述了下面的情节：门铃响了。他打开门，在他面前站着一个哆哆嗦嗦的男人，他并未立即认出他来，以为是个乞丐或者病人。那是吉姆。他拒绝进屋，他颤抖着，结结巴巴地说了些不连贯的话：“伦和索尼娅。太危险。别于了。毁掉一切。”然后他急匆匆地走掉。这位同志觉得吉姆的脸色和表情比他说的那些话还可怕。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他投降的事情，后来我们才弄明白他这一次出现的原因。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出于英国资产阶级的“礼貌”而已。他并未做什么针对我们个人的事情，所以在安全部门抽出时间上门来找我们之前，他冒险秘密警告我们。

　　吉姆是1944年9月从监狱里放出来的，这时瑞士已经确信法西斯主义要失败了。吉姆很可能是在瑞士监狱里便开始动摇了，他是从这时开始变节的。我认为更可能的是，他于1945年在拉多帮助下去了苏联，他是在那里做出这个决定的。吉姆从西班牙回来以后便加入了党，但他的思想基础很薄弱。在苏联他经历了1944—1945年那些不信任的岁月对别的同志所产生的影响，当他再度被送去外国以后，遇到合适的机会他便跑掉了。

　　与这些可怜的人们不同，许多真正的同志，像加保、罗尔夫和数百个别的同志，在这个犯了倾向性错误的时候，比吉姆经历的困难更多，他们却从未动摇过，一旦他们获得自由，作为共产党人立即开始继续工作。我愿意，我能够就这些同志生活中的一天写成一本书，不论是苏联同志，还是德国同志，他们的行为对于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是一个了不起的证明。

　　吉姆的投降表明，他与我们很少有内在的联系。他满怀厌恶的心情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变节者。他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才采取最后的步骤的。放弃为苏联工作，也只不过意味着前途未卜，但如果向英国特务机关报告，官方便可以接受他，并给他提供一个体面的职位，事实也是如此。此外，再发表一本引起轰动的书，他在经济上也就完全有了保障。

　　1940年12月，与我尊敬和喜欢的人们告别，我感到心情特别沉重，特别是想到不会再见到他们。伊蕾内·福贝斯一莫塞说，我恰好在这个时候走，她感到特别遗憾，因为她打算圣诞节时来拜访我们，给我们每个人，伦、米沙、尼娜和我各送一辆自行车。现在我必须从她手里接受点别的东西，尽管我拒绝，她还是送了我40个英镑。她知道我们生活得十分节俭。这笔钱对于我是个很大帮助。她那热情友好的态度，令我更为感动。

　　我不记得我去英国的旅行是怎样进行的。反正我未能带许多行李，我的书籍都寄到了舍布雷伊蕾内·福贝斯一莫塞家里。在上海时，我只得把一个丰富得多的图书馆留在那里，现在在瑞士我又有了许多书。书籍帮助我在陌生的国度如同在家里一样，而它们在我的家乡德国却被付之一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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