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忆旧(26)_鲁特·维尔纳

二六

　　在找房子之前，我和恩斯特发生了意见分歧，在他看来，我与他迁在一起是理所当然的，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而我却拒绝这样做，不知为什么，尽管如此，我却喜欢他，像他喜欢我一样。我们都理解对方的心情，但是他是一个人，我必须在一切方面都顺从他。为了工作我什么都能接受，尽管他毫不顾忌自己，也对别人提出过分的要求，对我要求的更多，当然不会对我造成纯体力上的伤害。在许多个人的事情方面，我尽量顺着他，但是，我是一个独立的人，我无法在一种完全由伴侣决定的气氛中生活。恩斯特需要一个普普通通的好女人，无论在哪方面都服从他，跟着他过他的生活。改变他需要花费许多气力，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不想进行这样的斗争。

　　把电台架设起来之前，我遇见一位在苏联情报机构工作的同事。这位同志个头儿又小又畸形，留着一头刷子发型。我交给他一些用密码书写的消息，也得到一份用密码书写的回答。在我从莫斯科出发之前，中央就是向他询问过我在奉天是否有一位叫弗克斯的汉学家。

　　我们当时所采用的密码，尚不符合马克斯·克里斯蒂安森一克劳森在《左尔格博士东京来电》第268页中所描述的系统。我们所采用的第二套密码，是由相加的数字组成句子，这套密码来自另外一本书，我们还要把这本书的字母转换成预定的数字。

　　于是我必须向这位苏联同志通报与李接头所遭到的失败，这是“第一号消息”。中央的回答听起来颇为气愤，在他们眼里这是我们第一次独立执行任务，可我们却未能完成。

　　我迁入新居，安乐椅和变压器也来了，我们又架起了电台，其实，主要是由恩斯特组装的，他做得更好。我们所采用的发报机型号与马克斯采用的一样（见《左尔格博士东京来电》一书）。人们可以采用不太通用的接收器零件组装这种发报机。根据我的记忆，它叫赫特莱发报机三点振荡电路。但是，我们并未像马克斯三年以后做的那样，省略整流器，它和它的配件变压器给我们带来许多困难。

　　我们的设备在奉天尚有巨大潜力，也许马克斯当时组装得更好。每一次都把电台拆开是不可想象的。除了沉重的整流器和那些巨大的电子管之外，我们还采用过粗铜线制成的线圈，它是把粗铜线缠绕在啤酒瓶子上制成的。光是这些线圈就比十年以后的整部发报机占的空间都多。我利用两根尺子，下边一根是黄铜的，表面上刻有中文字，上边是一根缠有棉线圈的木尺，充当电键，在它们的缝隙间插人一颗螺钉。在揿动棉线圈时，螺钉击打黄铜尺。一条金属线通向螺钉，第二条被我缠在黄铜尺子①上。触键每二三分钟须重组一遍。那句镌刻在我那根黄铜尺上的中文格言是：“深刻理解‘感觉’与‘生活’的真理的人，能活五百年”②

　　①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根尺子，中国人用它做镇纸。

　　②原文为“此中有真意，得寿五百年。”——译注

　　我从别墅里搬来一张巨大的写字台，这是我的最重的家具。我还从上海带来那只樟木箱子，把它放在写字台下正合适。我们把发报机和整流器都装进这只防蛀箱子里，再在上面盖上一块木板，夏天在木板上存放冬天用的防蛀衣物，冬天保存夏天用的衣物。箱子本身相当沉重，所以很难发现它的附加重量，再加它还有金属护皮和一把保险锁。我这小小卧室是存放樟木箱子最合适的地方，通常居家过日子都离不开它。若是进行彻底搜查，这发报机是会被发现的，我们希望在奉天颇为流行的密探们不再窥视欧洲人的家庭。

　　这些又大又重的设备我们无法隐蔽得更好。我们慢慢地学会了运用较小的零件，大约一年以后，恩斯特把发报机，当然是没有整流器，装进一台可以搬动的留声机里，以代替发动机。整个在奉天的那段时间，我们的发报机始终放在樟木箱子里。恩斯特是个不知疲倦的人。我们在上海买了一本美国的教科书，有250页，印得密密麻麻，是为广播电台的技师和维修师而写的。恩斯特没白天没黑夜地研究这本书，由于他根本不懂英语，我必须为他翻译。那些专业术语我常常既无法翻译，亦无法解释。这时他会说些难听的话。最终他还是掌握了这本书，我记得他能背诵其中的绝大部分。

　　在奉天我每周从我的卧室拍发两次电报，并非每次都能播发一条消息，但是我必须报到，惟恐中央有发给我们的消息。一巳遇到干扰，我们或者对方听不见，我便在次日夜里再尝试一次。

　　尽管我后来没有别人帮助也能成功地组装发报机，但始终未能像恩斯特那样成为一个内行，但是我会发电报。后来我才知道，我发报的能力相当迅速、准确，超过通常的水平，我能毫无错误地接受最快的密码。在一切都进展得十分顺利的夜间，工作是一种乐趣，但是我们这台功率颇弱的发报机，却很少能给人带来乐趣。

　　我常常中断发消息，问对方：“你听得清楚吗？”得到的回答常常是相反，于是我必须把一切再重复一遍。利用我这台普通受话器，连海参崴的对方都听不清楚，常常被别的电台所淹没。遇到这种情况，夜间工作即使拍发不很长的电报，也要花费几个小时，收听比发报更令人烦恼，因为它要求特别集中精神。一旦遇到可疑情况，毫无危险的接收事实上比危险的发报更让人神经紧张。我很佩服马克斯·克里斯蒂安森一克劳森，他似乎能在一个小时里拍发500组，而且他所掌握的距离比我们远得多。500组在我来说，因为要经常进行必要的重复，须持续半夜。有时连续工作两夜，终于把消息弄到手里时，大约在清晨3点或者4点钟左右，便又开始破译工作，因为纸条不能保留的时间太长。最迟在7点钟左右便天亮了，于是我的米沙又要唤醒我。

　　我们发出去或者接收到的消息，通常在60到500组之间，每组五个数字，很少有更多的时候。我们在不同的钟点发拍，但总是在夜里。我们只有两个波长可供选择，因为我们的接收天线的长度只能在一个固定米数之内工作。它叫弗克斯天线。每周工作两次、三次直至四次，再加重复，很容易被敌人测定出来。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的电台居然未被敌人发现。

　　关于我的处境的危险性，它无法每一次都引起我的警觉，上面所提到的缺陷更令我伤脑筋。工作顺手时，我感到很高兴。我的房子带有关闭的护板，仿佛是一座城堡，室内灯光被这起来，足够我阅读和写字的微弱光亮照在桌面上，其余的一切都在黑暗之中。米沙在隔壁房间里熟睡。整个城市都人睡了，只有我一个人醒着，向太空里发送着游击队的消息，在海参崴坐着一个红军，他在接收这些消息。

　　不过也有这样的夜晚，在那里我对着闹钟和室内寒冷骂街。夜里炉火熄灭了，我穿着运动服，裹着毯子，坐在写字台前，戴着无指手套在发报。飞机在房顶上盘旋。说不上哪一天他们会捉获我。瞬息之间我也会产生这样的愿望；若是对方不通话，我很愿意回到我那温暖的床上去，可是第二天夜里，我又得钻出来。

　　与李的第二次约会，我的等待也毫无结果。据我的记忆，第三次是恩斯特代替我去的，依旧徒劳。后来中央或者是我们通过另外一个游击队员了解到，李对自己的任务感到害怕了。由于他接管了一个现存的小组，我们丢失了整个小组。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他虽然背弃了工作，却并未出卖任何人。若是被捕他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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