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32)_虚阁网

三二

　　§第五章　回天乏力—八十而终

　　戴高乐在国际舞台上维护了法国的独立和主权，提高了法国的国际地位，而且对西欧其他国家如何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自己的独立作用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总书记维利·勃兰特，在任联邦政府总理以前曾经同戴高乐进行过几次长谈，感到很受启发，踌躇满志地自问：为什么只有他能这样做呢？

　　然而，决定戴高乐命运的赌注最终还是在国内，戴高乐在国际上取得的地位掩盖着他在国内声望的下降。

　　经济情况尚可差强人意。战后的经济复兴在第四共和国后半期已经开始，戴高乐重新执政后，法国经济发展更快。1967年，法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人达2200多美元，超过了比利时、英国、荷兰等西欧国家。通货膨胀率也大为下降，国库转亏为盈。

　　1959年下半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上升了3%，1960年上升达7.9%，1961年上升了4.6%，1968年上升了6.8%。这一期间工业生产平均增长率为5.4%，农业生产增长了5%。不仅战争时期留下的创伤愈合了，而且第四共和国时期那种捉襟见肘的状态也消逝了。法国和西欧其他国家一样，经过一段经济恢复时期，进入了西方舆论界所说的战后“黄金时代”，以电子工业为先导的新兴工业正悄悄地、但却迅速地向法国迫近，就要叩法国的大门了。

　　战后十多年来，法国人口增长率提高了。60年代的法国社会是青年人的社会，到1966年，20岁以下的青年占总人口的34%。50年代的幼儿要步入大学，巴黎大学人满为患。人们在开始时并没有意识到青年问题将为社会提出什么样的难题；正陶醉于外交辉煌成就的戴高乐将军，更完全没有想到，在巴黎偏远的农泰尔文学院的一支引爆雷管正在发热。

　　法国经济的发展没有给戴高乐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增加多少政治资本。戴高乐一生中最讨厌的是所谓“政党政治”，总想方设法限制政党在决定国家重大事务中的作用。1958年9月，交付公民投票表决的第五共和国宪法，和1962年10月关于直接选举共和国总统的公民投票，首要目的都是要加重总统的决策权、限制政党的影响。

　　加强总统的权利，戴高乐在一定程度上算是做到了。至于限制政党的影响，却困难得多。政党依然林立，每当选举或公民投票时，总有一些新名目的政治组织出现。在法国，任何一个政治家，离开了某个政党，就很难在议会政治中活动。

　　1967年的议会选举中，戴高乐派仍然稳拿了多数。不过，这既不能保证戴高乐的政权不受冲击，也不意味着社会的稳定。在法国的政治中心巴黎，一大片包蕴着疾风骤雨的阴云正浓浓地低垂着。

　　随后的1968年是戴高乐交厄运的一年。由农泰尔文学院的青年学生掀起的一场席卷全国的风暴，造成了戴高乐政权的危机。

　　农泰尔文学院本来是平静的，后来由于新生增多，出现了许多问题。学生们首先提出了履行传统教育体制的要求。他们认为：法国传统的教育制度限制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生活的自由，主张取消严格的考试制度；学生应该参与学校的管理。1967年12月以来，学生们开始了抵制考试的运动。运动迅速带有政治色彩，从反对校规到反对越南战争，从要求绝对自由到抨击资本主义制度。运动的口号五花八门，出现了名目繁多的以“新左派”自诩的群众组织，有的以托洛茨基为招牌，有的打出格瓦拉主义的旗号，有的号称“毛泽东共产主义小组”学生中出现了一些颇有些号召力的带头人，其中最著名的是社会学系的德籍学生丹尼尔·科恩—邦迪。

　　1968年3月22日，科恩—邦迪领导的“三月二十二日运动”小组诞生了。这一天，在科恩—邦迪的号召下，七百多名学生占领了农泰尔的行政大楼，“三月二十二日运动”便因此得名。学校当局请求警察干预，矛盾陡然激化。

　　运动很快传播到了巴黎大学所在的著名的拉丁区，传播到了全国各地大学。警察逮捕科恩—邦迪以后，对立情绪一下子发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被激怒了的学生同荷枪实弹的警察发生了直接冲突。在蓬皮杜总理的过问下，关了12个小时后的科恩—邦迪被释放。

　　但是，局势并没有丝毫平息，示威行动继续发展，各派学生组织、各种倾向的社团多如牛毛，就政治、经济、社会、制度、革命等各种问题，展开了空前狂热的大辩论。5月2日，巴黎大学当局宣布停课。教育部长佩雷菲特、内政部长伏歇束手无策。

　　也正是5月2日这一天，总理蓬皮杜和外交部长顾夫·德姆维尔动身前往伊朗和阿富汗进行国事访问。

　　由司法部长路易·若克斯代理总理的工作。蓬皮杜在这样混乱的局势下还要出国访问，以及晚些时候戴高乐同样不顾时局的艰危而照旧出访罗马尼亚，曾引起人们的许多议论和猜测。难道他们对国内的局势就那么坦然么？显而易见的是，总统和总理在处理这场危机的作法上是很不一样的。蓬皮杜在离开巴黎前曾经表示过，处理学生运动，既要坚定，也要灵活，否则则难于收拾。他把问题留给了总统。戴高乐则十分自信，也十分镇定。在他看来，对示威活动只能采取坚决镇压一途。5月3日，警察占领了巴黎大学，大批学生被捕，拉丁区成了由铺路石垒起的战壕，学生们用石块迎击警察。至5月6日。被捕的学生达四百余人，几百名警察和学生在武斗中受伤。

　　戴高乐丝毫不想却步，他决心把学生运动镇压下去，他指示代总理若克斯、内政部长伏歇和教育部长佩雷菲特绝对不对学生让步，巴黎大学驻进了武装警察，学生则用石块和街垒占领了拉丁区。10日夜晚，棍棒、防毒面具、催泪弹、铺路石块拉丁区成了警察和学生的战场。学生们决定在13日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行动。这时，法国总工会和民主工人联合会决定打破沉寂，也宣布将于13日举行总罢工，学生将和工人汇合在一起了。戴高乐一直处在愤怒之中，他决定：决不让步，被捕的学生不能释放，警察不能离开巴黎大学。

　　戴高乐决定以不妥协的姿态恢复社会秩序。几个月来闹得天翻地覆的学生运动，已是强弩之末了，这场把整个法国都卷进去的风暴，毕竟是自发而分散的，注定是不可能持久的。国民议会改选以后不久，占领巴黎大学主要建筑物的警察们撤出来了，在运动中最活跃的组织被政府宣布为非法，“五月风暴”终于平息下来。

　　戴高乐念念不忘通过一次公民投票来挽回“五月风暴”造成的损失，并巩固改选议会取得的成果。于是，他指定了一个小组起草改革方案，准备在适当时机交全民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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