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26)_虚阁网

二六

　　戴高乐有了新宪法赋予他的自从1789年以来，]或许只有拿破仑曾享受过的特殊权力。戴高乐是反对“政党政体”的，他认为，第三共和国、第四共和国之所以充满倾轧和冲突，主要原因是政党林立，相互攻击，结果把一个民族的活力抵销掉了。法兰西民族需要一个像他这样的伟大人物，把民族命运、国家命运牢牢地抓在手里。但时至今日，戴高乐无法摆脱多党制，各政党的存在是客观现实，只能承认它。戴高乐明智地顺应了客观现实，以坚定的戴派米歇尔·德勃雷、沙邦—戴尔玛为基本班底，尽可能地扩大团结的范围，把主要政党吸收到政府里来。例如号称中间派的安托万·皮内，社会党的居伊·摩勒等。戴高乐有意识地减少个人专断的色彩，有意识地树起了法国人民所一贯珍视的民主、自由和共和的旗帜，以使人们感到，戴高乐既是强有力的领袖，又是法国民主传统的继承人。

　　戴高乐从弗林姆兰手里接过政权时，国库已经枯竭，情况异常紧急，外债超过30亿美元，其中一半又必须在一年之内偿还。1958年6月1日，黄金和外汇储备只有6.3亿美元，只够维持5个星期的进口贸易。当时可以倚靠的只剩下年初从国际货币基金借来的5亿美元。

　　戴高乐迫在眉睫的事就是为枯竭的国库找到财源，而不能靠滥发钞票。戴高乐根据安托万·皮内的建议于6月13日在电视广播中宣布发行国内公债，同时冻结工资12个月。这个紧急措施很快使国库状况有所缓和，到7月12日止已回收了3240亿旧法郎和相当于1.7亿美元的黄金。接着，戴高乐着手改造旧法郎，为了提高法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决定发行新法郎，以1：100的比率收回旧法郎，同时宣布法郎贬值17.5%。戴高乐政府还决定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从1959年1月起，90%的产品将用于国际交换。

　　这些非常措施自然会影响国民的收入，参加政府的社会党人表示坚决反对，居伊·摩勒因此辞去了政府副总理的职务。然而，戴高乐确信这是唯一可以使国库免于崩溃的办法，只要先缓过这口气，法国经济就有希望摆脱传统的保守、被动而分散的状况，走向发展、高生产率、有竞争力和集中。戴高乐为第五共和国规划了一个国家和私人投资并举、工农业生产大幅度提高、发展原子、航空、空间等尖端科技的经济振兴纲领，以便使法国经济发展赶上“世纪的速度”，胜任“国际上的竞赛”。

　　要实现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最关键的是必须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否则，就是一句空话。戴高乐决心要割掉这颗毒瘤。但又不是举手之劳的事。戴高乐的东山再起，很大程度是“五·一三”事变促成的；是在极右派军人制造的混乱气氛中、其他执政党束手无策的形势之下，应运而生的。

　　戴高乐与这批极右派军人一个根本不同之处，即他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很早就想根据阿尔及利亚的现实来寻求解决方案。“五·一三”的“英雄们”为戴高乐重新执政提供了机会，但是，戴高乐没有听任他们驱使。

　　1959年9月16日，戴高乐在电视广播演说中第一次提出了在阿尔及利亚实行“自决”的问题。

　　他说，“通过阿尔及利亚人自己的自由选择来决定他们的前途”是“唯一应当采取的办法”。1960年9月5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进一步说：“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在发展中，它在前进着，这就是说，这是一个靠阿尔及利亚居民决定其命运的阿尔及利亚，一个由阿尔及利亚人管理自己事务的阿尔及利亚。”1961年3月30日，法国政府和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同时宣布，双方将在瑞士埃维昂举行停战谈判。1962年3月18日，双方达成停火协议；同年7月1日，阿尔及利亚在公民投票中以99.7%的绝对多数宣告独立。随后，法国政府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两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至此，阿尔及利亚通过不懈的斗争结束了一百多年的殖民地地位，走上了独立的道路。

　　60年代初，西非和北非的几乎全部原来法属殖民地都已先后宣布了政治上的独立。戴高乐在回顾法国殖民史在自己手里终结时，心情也许是复杂的。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戴高乐的理想是：打败希特勒后恢复“法兰西帝国”的“完整性”，那时戴高乐未料到处于法国长期统治下的殖民地人民会如此迅猛地觉醒，掌握自己的命运。几十年过去了，世界局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作为一位有远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戴高乐审时度势，毅然抛弃了昔日“法兰西帝国”的思想，理智地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选择。戴高乐在回顾法国殖民地发生的深刻变化时不无感慨地写道：“殖民地的终结是我国历史当中的一页。在翻过这一页的时候，法国既对过去的事情感到遗憾，也对行将到来的事情充满希望。”

　　当过法国外交部政治司长、驻英国大使的雅克·德·博马舍在1970年曾听到过毛泽东主席对戴高乐的一段评价。毛泽东主席对来访的法国客人说，他认为戴高乐之所以堪称当代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是因为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说“是”，什么时候该说“否”。

　　他说，戴高乐在1940年抵抗了纳粹，1962年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作出让步——这在当时还没有第二个政治家能够既做这件事也做那件事的，戴高乐则正因此而赢得了很高的声望，这就是为什么他在法国所建立的政体能够代代相传的缘故。贝尔纳·路德维支在他的著作《戴高乐》中引用了博马舍亲口向他转述的这些话，认为，毛泽东主席对戴高乐的评语是最恰当不过的。

　　解决了阿尔及利亚问题以后，戴高乐有如卸掉了背上一只沉重的包袱，他可以在国际风云中放手地为法国的世界大国地位进行搏斗了。

　　戴高乐要恢复法国在战争中失去的世界大国地位，进一步使法兰西民族重放历史上的光辉。萦绕在戴高乐脑际的是：烈女贞德的爱国主义，路易十四鼎盛的波旁王朝，使法国的声威震撼了古老欧洲大陆的拿破仑帝国。然而，戴高乐从诞生之日起从来不曾见过这些令人骄傲的日子。戴高乐只能从“圣母院的夜景”、“凡尔赛宫壮丽的黄昏景色”、“阳光照耀下的凯旋门”、残老军人院穹顶下“瑟缩地颤抖着”的敌军军旗中领略历史上的法兰西何等声振天下！

　　戴高乐不甘心自己的祖国就这样黯淡无光；他不相信法兰西不能在世界上重放异彩。命运在向法国挑战，戴高乐要扼住命运。1944年他虽然作为胜利者凯旋巴黎，但是那一次他没有能战胜政党角逐的漩涡。1958年给他带来了机会，他在科龙贝教堂别墅稳坐钓鱼台，自有人请他出山。戴高乐在优先解决使法国陷于四面楚歌的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同时，刻不容缓地为法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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