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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当天,代表“自由法国运动”的洛林十字旗帜即在海峡彼岸高高飘扬起来。

  6月28日,英国正式承认临时的法兰西全国委员会,承认戴高乐为“一切自由法国人的领袖”。丘吉尔对戴高乐说:“你孤身一人——那没关系!我就承认你一个人!”

  这样,历史的大潮把戴高乐推上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境地:在法国本土,存在着一个表面上“合法”并得到美、苏等大多数国家承认、只有英国认为“不能再将它视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政府”的“维希政府”;但在伦敦,他又打出了代表“自由法国”的洛林十字旗号并得到了英国的承认。到底应该由谁来代表法国?当时谁也无法作出权威的回答。但世界是只相信强权相信实力的。戴高乐深知这一点。他说:“我力量有限,孤立无援。但正因为如此,我才必须爬上高峰,永不后退!”

  他也确实再无退路只能前进——为了法兰西的独立和自由。他更加努力地四处奔走,一面和挪威、荷兰等国在伦敦的流亡政府联系,取得他们道义上的支持,一面加紧招兵买马。他向英国政府借了白城体育馆作为招兵基地,和那些逃难到英国各地来的法国人见面,用他那犀利的目光、坚定的手势和清晰、粗犷的声音鼓动他们:“如果希特勒来伦敦,他也许早已来了;我认为俄国将先于美国投入战争,不过苏美两国都会介入战争。希特勒想的是乌克兰,他征服不了俄国,而这将是他失败的开始。法西斯的侵略会激起全世界愈来愈多的国家的人民的反对。我们暂时虽说还有许多困难,但是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一定胜利。法兰西这个国家一定会在我们手里重新获得解放而且进一步发扬光大!”

  戴高乐的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强烈的爱国情操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位和他见面的爱国志士。在他“六一八”广播呼吁之后,已有几百人集合到了他的旗帜下。6月29日,他到利物浦附近的特伦特姆公园活动,招募了外籍军团第13旅两个营,200名阿尔卑斯山步兵,一个坦克连的2/3,以及一些炮兵、工兵和通讯兵。几天以后,又有两艘潜艇和一艘巡逻艇宣布拥护他,驻在圣阿塔恩的几十名飞行员组成了他未来空军的核心。6月30日,第一个有高级军衔的人投奔到洛林十字旗帜下,这就是后来连续三次“米塞利埃事件”的主角米塞利埃海军中将。他的到来对戴高乐的事业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和鼓舞。紧接着,一些人从法国绕道西班牙逃出来,一些人从北非经直布罗陀投奔而来;白城的敦刻尔克伤兵中,有200名决定加入自由法国,一个渔船队甚至把布列塔尼沿岸塞纳岛上所有的身强力壮的男人都运到了科尼什海岸上。而且,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份来信寄到了伦敦。

  更为重要的是,法国军队中一些不甘屈辱的中高级军官也冲破层层阻挠聚集到了他的身旁。他在德国战俘营的难友卡特鲁上将特从西贡赶来听候当年的“大元帅”的指挥,并且巧妙地拒绝了英国内阁一些人希望他能取代级别和影响都较低的戴高乐准将的建议。同时勒让蒂约姆将军、德拉米纳上校、达尚利尔海军少校、布路赛少校、德奥特克洛克上尉等大批后来成为得力干将的年轻军官也先后赶来报到。戴高乐的圣西尔军校老同学贝图阿尔重返摩洛哥时,一次给他留下了所部外籍军团的半个旅。虽然上述人全加到一起也不算太多,但他们的重要性却不是数字所能计量的。他们极大地坚定和鼓舞了戴高乐和他的支持者的信心和斗志。

  忙忙碌碌中,法国的国庆节悄悄来临了。为了向世界宣告一支反法西斯的法国军队存在,戴高乐果断而不乏想象力地决定举行一次独特的阅兵式。

  7月14日上午,拥有七千多人的自由法国战斗队齐集白城体育馆。戴高乐全副戎装,威严地站在台阶上,他的身后是一幅巨大的一战英雄福煦元帅的画像。在伦敦公众赞许的目光下,一列列方队英姿勃发地走过主席台。戴高乐默默地注视着这支年轻的队伍,可以感到他冷峻的外表下燃烧着一团烈火;他的心灵深处清楚地意识到,他必须团结和依靠他们肩负起光复祖国的使命,任重而道远。

  这是戴高乐和他的部队第一次在伦敦公开亮相。这是对德国人和维希政府的首次公开挑战。紧接着,首批自由法国飞行员参加了对德国鲁尔区的轰炸,标志着法国重新投入了战斗。

  绝望之中的法国人民,立刻用了他们独特的方式向戴高乐表明了他们的态度。这是两张照片。一张拍的是7月14日,法兰西国庆节,法国男女伫立在无名将士碑周围,沉浸在无尽的悲哀里。照片上面还写了这么几句话:戴高乐!我们听到你的话了。现在我们在等待你!

  另一张,是一冢被过路人献满了鲜花的坟墓。这是戴高乐母亲的坟墓。7月16日,这位伟大的母亲向上帝奉献了她的苦难,祈求挽救法国和庇护她的儿子的使命以后,便独自在班明死去了。

  5.“只有接受失败的人才会失败”

  在对戴高乐的态度上,再次说明了人民和反动统治者之间实在不可能有共同语言。法国人民说:“现在我们在等待你”;维希政府却攻击戴高乐是“国家的叛徒”、“丘吉尔一手扶植的傀儡”、“走狗”,并荒谬地“缺席判处”戴高乐“死刑”。

  对这样的攻击,戴高乐嗤之以鼻,但他也确实感到,在初步建立了一支战斗队之后,尽快确立自由法国和英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早在6月28日,英国政府便发表公告承认戴高乐是“自由法国的领袖”。

  于是,戴高乐就以“自由法国领袖”的身份和英国首相及其外交部进行“必要的谈判”。他们以他6月26日交给丘吉尔先生和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勋爵的一份备忘录为起点,通过艰苦的努力,终于达成了1940年8月7日的协议。

  这一协议通常被称为“丘吉尔—戴高乐协议”。它是戴高乐努力建立的那座大厦的基石。在协议中,戴高乐坚持英国必须保证重新恢复法国本土和法兰西帝国的疆界。他是想以这种办法从法律上打消英国人可能怀有的任何攫取法属领土以扩大不列颠帝国的冒险想法。最后,英国人终于承认他们有义务“完整地恢复法国的独立和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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